民国三十年（1941年）苏日订立条约是中国对苏、对美关系的转折点，太平洋战争是美国对华关系的转折点。前者使中苏关系由热变冷，后者使中美关系迅速升温，两国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而尽快战胜日本的共同需要，又将中、美、苏三国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这就是雅尔塔会议前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基本特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比其他西方大国更为同情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在积极争取西方国家支持的过程中将美国列为首先争取的对象。其对美方针是：（1）要求美国影响英国，谋求中、美、英合作抗日。（2）促请美国修正中立法，对日本实行远距离封锁。（3）争取美国财政援助。这三条成为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纲领。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欧洲，无暇东顾，对日本仍然采取退让政策，蒋介石第一项要求未能实现。

在促使美国对日禁运问题上，国民政府略有所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1940年1月正式废除），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7月宣布武器装备，铝、镁等战略物资，飞机零部件、金属加工机械，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对日本实行许可证制度（禁运），对缺乏资源的日本是重大打击。

在争取财政援助方面，国民政府以桐油、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为抵押，从美国借款7000万美元。但这些钱不得购买军火。

国民政府费尽周折所得到的这些贷款，对抗战的庞大需求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但它毕竟表明美国反对日本，同情中国，对中国坚持抗战增添了助力。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前三年对美国的外交努力，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同盟关系铺平了道路。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订立《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遵循以上路线努力合作，缔约国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相援助。这就是说，哪个国家与中国或被德国侵略的欧洲国家站在一起，那个国家就是德、意、日的共同敌国，三国将动用一切手段共同对敌。其矛头直接指向尚未卷入战争的美、英、苏三国。

中国外交界认为，这是自抗战以来国际局势好转的重大征兆，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海军被毁灭将水到渠成。

国民政府以德、意、日订立盟约为契机，加强了对美英的外交攻势，要求建立中美英抗日同盟，由美国来领导。但美国对建立这一同盟并不热心，因为当时美国对日本的威胁并没有切实的感受，认为日本已被中国拖住，无力进攻美国；加之美国比较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不断攻击罗斯福的政策将会给美国带来战争，使罗斯福难以放开手脚。而对日本的严重威胁有切身感受的苏联不能不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中国实际援助，以便让中国拖住日本。但苏联也怕刺激日本，拒绝与中国正式结盟，而且始终不放弃中立日本政策，终于在1941年4月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将日本兵锋引向东南亚和太平洋。从而提高了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在太平洋战争临近爆发时，中国开始得到美国的租借援助。

因为美国已经切实感受到日本的进攻越来越近了，中国能够积极对日作战就是对美国的支援。用罗斯福的话说就是：“中国对于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资格得到租借援助。”

日本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7日（中国时间为12月8日）空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和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这场战争使世界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形成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集团，也使中美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关系，变成共同进行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的盟友关系。战争发生的第二天，美英对日宣战。12月9日中国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中、美、英、苏形成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同盟国。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宋子文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正式参加美英苏等26个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蒋介石与美英结成抗日同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民国三十年（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租借法授予总统对盟国提供军援广泛的处置权，美国中立法实际上名存实亡。按租借法的规定，美国可向受援国提供武器装备等军事物资，租借给受援国使用，战后归还。

无疑，这是最便捷也是最优惠的援助方式。从此中国更加顺当地得到美国的援助。

首批租借援助是美国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26日通知中国的，总额为451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

美国这样快做出决定的直接原因，是苏联与日本订立了中立条约，美国怕日本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罗斯福认为，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尽快重振中国士气，尽快地决定向中国提供哪些军事装备。

同时，美国将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4日《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的5000万美元贷款的条件作了两次修正，使贷款延期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底，以便中方将贷款用完；将售锑偿还的款项全部免去，将售钨、锡偿还的款项免缴75%。条件一再修正后，贷款等于白送。

为稳定金融和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中国向美国求贷5000万美元，作为平准基金。4月1日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在华盛顿签字，中国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聘请一名美国人参加委员会，中国政府向平准基金委员会拨付2000万美元，用以稳定华元对美元的价格。

国民政府为拨付平准基金，向美国提出借款5000万美元，谈判几经周折，4月25日双方达成协议，美国整数拨出，存于美国银行，中国每月支用不得超过500万美元。

平准贷款与美国人参加平准委员会，使美国能够轻易地干预中国金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稳定战时金融和物价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突显出中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在东方的武装力量主要是海军，海军的有生力量又主要集中在珍珠港，他们被日本空海军消灭殆尽。英国自顾不暇。

从抗战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与中国结成正式同盟。中国军民单独对日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共领导的边区政府仍然控制着大西南和大西北，在华北、华中、华南有大量的游击区。经过苦战，中国军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军队编制几乎全部保留了下来，有的部队战斗力还有所增强，游击区不断巩固和扩大，日军的主力被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区。

中国军队作战英勇顽强，以低劣的武器装备，大量歼灭日军。

以战争最激烈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为例，日本总计34个师团，有32个师团被派到中国战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日军伤亡总人数达700990余人。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独立支撑，但战场上仍然吸引日本半数以上的陆军，使其动弹不得。以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例，日本陆军总共有51个师团，其中在中国关内有22个师团，东北有13个师团，计3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9%。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东方对日战场连为一体，中国军队不仅要境内作战，还不可避免地要担负境外作战；战后必将参加以日本问题为核心的远东问题的处理。因此，太平洋战争后，美国更加需要中国，中美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就要求中美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民国三十年（1941年）底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罗斯福与蒋介石决定成立包括泰国、越南在内的中国战区，蒋介石出任统帅；并成立中、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联军参谋长由美国人担任，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统帅。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曾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史迪威将军出任参谋长。参谋长也就是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代表。该军事代表的使命是，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的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和蒋介石拨给他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并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其中要害的是监管所有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和控制滇缅公路，如果断绝美援，中国庞大的军事机器就难以运转；滇缅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它一旦出问题，援华物资就运不进来。美国抓住这两个环节，就成为中国战场的执牛耳者。此前在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议上，决定成立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以统筹盟国战略、指挥、军事行动和后勤等问题，联合参谋长会议下设军火分配委员会，负责对美英生产的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分配。

史迪威负责向军火分配委员会申请军火和战略物资。史迪威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抵达重庆，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事前已经商定），并将中国入缅远征军交他指挥。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崔可夫随即回国。从此美国对华确立了绝对影响力。

但中国局势并没有因史迪威的到来而好转。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第一次最高会议上，确定欧洲战场第一，其次才是亚洲战场。而在亚洲战场，英国所关心的是维持其缅甸和印度殖民秩序。史迪威来华后随即进入缅甸作战，一方面是保卫滇缅公路，但其最关心是守住缅甸，并从侧翼保卫印度免遭日军袭击。仰光很快失守，中国入缅部队英勇血战，付出巨大牺牲，也没有改变战局。

军火分配委员会分配给中国战场的物资，本来就没有达到所需份额，还被史迪威移作他用；缅甸丢失后，中缅交通线断绝，中国所需物资，只能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运输，需要大量的军用运输机。但美国拒绝派遣空军，只是将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划归美国第10航空队，恢复陈纳德现役军籍，提升他为准将，把飞虎队变成美国正式空军。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但就是飞虎队少得可怜的空军，还不断被史迪威调往印度作战，造成美国大批援华物资积压。史迪威虽然名义上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但他的职责是对美国负责，并不听蒋介石的指挥，两人裂痕越来越大。

但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在印度为中国训练两个军的建议。

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底，共有3.2万中国官兵在印度比哈尔邦受训；随后又在云南训练准备进攻缅甸的中国军队，截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共训练了16个师。这16个师完全由中国指挥，美方供应装备。这些“王牌军”壮大了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也成了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资本。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在蒋介石的极力争取下，罗斯福终于决定成立专供中国战场作战的第14航空队（中国仍习惯上称它“飞虎队”），授权陈纳德指挥在华美国空军，将已经决定划拨给陈纳德的500架飞机迅速到位，并增拨100架飞机，空运物资完全用于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之需。

经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最后一个季度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空战，中国空军和第14航空队不仅完全掌握了制空权，而且还经常轰炸日本领土。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罗斯福考虑到战后世界格局的重建问题。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由于中国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战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东方大国，罗斯福更加重视美中关系的发展。而对中国而言，无论抗战期间，还是战后重建，都离不开美国。蒋介石已一再声明，无论战时，还是战后，中国都跟着美国走。罗斯福遂决心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使美中结成特殊关系，以便中国成为战后抵御苏联向东方扩张的缓冲地带和遏制日本侵略势力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全方位地加大了对华援助力度。

在经济上，给中国巨额贷款。根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31日签署的《5亿美元贷款协定》，美国财政部将5亿美元“列入其国库帐册上之中国户内”，用以援助中国增强币制、货币及银行制度；充作生产资本；稳定经济；改良交通运输；防止粮食和原材料囤积居奇；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租借法案以外之军事需要。这笔贷款是“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带条件的贷款，自从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样的贷款是没有先例的，贷款数额之巨也是空前的”。

外交上美国采取的一个重大举动是取消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一切在华特权。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11日，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该约宣布：美国管辖在华美国公民的一切条款撤销作废（废除领事裁判权），废除辛丑条约，北平使馆界内行政与管理权，将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和管理权归还中国政府。

也就是说，美国放弃了根据旧的不平等条约所赋予它的一切特权，等于放弃了旧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第一个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大国是苏联，但那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被列强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对中国的“施舍”，是对中国反帝斗争的鼓励；列强们不但不效法苏联，而且顽固地坚持在华殖民体系。而此时中国正进行全民族浴血抗战，消耗着70%的日本陆军，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员，其未来大国地位业已彰显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带头废除了从旧的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一切特权，其意义异常重大。首先表明，自孙中山以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不屈奋斗终于产生了结果，中华民族的浴血抗战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和尊敬。其次，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它的这一举动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殖民秩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乘机与英国谈判，签订了“中英新约”；德日是中国敌国，从中国对其宣战的一天起其在华特权自然废除。

这样中国就以完整的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转化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

美国对华外交另一重大举动是倡议中国为成立联合国的发起国，由苏、美、英、中共同发表《莫斯科宣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说服了莫洛托夫，宣言以苏、美、英、中的顺序签字发表，其他国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样中国就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发起国之一，后来在旧金山会议上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也表明中美形成了超出一般盟国关系的特殊关系。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蒋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议期间与罗斯福深入地谈了对日方略和中苏关系问题。

双方一致同意，东北四省（含热河）、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战后对日管制，以美国为主，必要时中国派兵援助；战后中美加强军事合作，互相支援，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基地驻兵；蒋介石答应旅顺口中美共同使用；还讨论了对朝鲜、越南、泰国的政策问题。

蒋瑞元

中苏关系是蒋、罗谈论的重点话题之一。当时的中苏关系，情况十分复杂。但蒋介石表示，战后谋求与苏联合作。

三首脑会议最后形成《开罗宣言》，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于12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庄严宣布：三大国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为此目的，三国进行重大的长期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首脑首次与美、英大国首脑坐到一起商定世界性战略问题，并发表了历史性文件《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归还中国。

这一历史性会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介石的国内外声望，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拉近了蒋介石与罗斯福的距离。此后蒋介石更加紧密地跟着美国走。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中美关系又有新变化。从当年4月，日本开始打通中国“大陆走廊”之战，做最后挣扎。调动50多万日军，对豫、湘、桂地区发动持续进攻，以打通平汉线（郑州-汉口）、粤汉线（武昌-广州）和湘桂线（衡阳-柳州）。

豫湘桂战役示意图

蒋介石先是对日军突然大规模进攻估计不足，在仓促应战中又采取消极防堵战术，被敌人以优势兵力各个突破，8个月作战损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大小城镇150余座。

11月下旬日军进入南宁，大陆交通线被打通。史迪威痛斥蒋介石无能，向美国政府要求亲自指挥中国军队，甚至提出用新式武器武装中共军队，使之与国军一起对日作战。

罗斯福准其所请，向蒋介石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督促蒋介石命令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中国一切部队，否则“为挽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史迪威当着蒋介石高级下属的面将电报交给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威严扫地。

蒋介石本来就与史迪威不和，加上这次受的侮辱，决心将他赶出国门，坚决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罗斯福不顾联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反对，决定召回史迪威，任命已作为特使在华的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任命魏德迈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不仅争回了面子，而且赫尔利、魏德迈一改史迪威与蒋介石“对着干”的做法，处处迎合蒋介石，全力支持他的内外政策，标志美国对华政策向战后长远的政治目标的转变。

从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一个是短期军事目标，使中国坚持长期作战，一个是长远政治目标，谋求中国成为战后统一、稳定、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特别是苏联。

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来华，就是罗斯福更多地考虑战后对华目标的结果。就中国战场的作用而言，尽管中国军队战绩不佳，但仍然牵制着大量日军，中国的军事作用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蒋介石不能维系统治，中国发生内战，美国通过中国稳定远东局势，抗衡苏联的战略就将落空。

所以赫尔利赴任后，其主要工作是就是“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帮助蒋介石，说服中共交出自己的军队，服服帖帖的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但中共与之针锋相对，坚持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成立联合政府的原则。赫尔利和魏德迈则大力加强对蒋介石的援助，对中共进行打压，实行扶蒋政策。

如果说抗战前期蒋介石最需要美国帮助进行抗战的话，那么在抗战后期则最需要内政上的支持以吃掉中共。可以说蒋介石最迫切需要的支持，赫尔利基本上都给予了满足。至雅尔塔会议前夕，蒋介石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紧紧地绑在一起，对美国言听计从。

这样，罗斯福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安排中国战后命运——构筑雅尔塔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