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上海市许多高楼和围墙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大字标语，即“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陈丕显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是上海市市长，杨西光是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常溪萍则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

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呢？

1977年12月，徐景贤交待了这个口号的来历，原来这个口号是徐景贤同郭仁杰、朱永嘉商量，然后提出来的反动口号，张春桥、姚文元对这个口号非常赞赏，说：

“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原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的故事。

常溪萍是山东莱阳西南乡王屋庄人，原名昌德兰，生于1917年。

常溪萍来自于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时期在家乡接受教育，曾就读于莱阳县立第十小学，上学的时候，常溪萍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古代忠烈传记，曾经写下“大丈夫当乘长风逐万里浪，岂可久待于笔砚间”的豪言壮语。

“九一八”事变之后，常溪萍成为学校宣传队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常溪萍经常在学校的周刊上发表抗日救亡文章，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因此被校长刘国锋勒令退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常溪萍无心学习，决定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战争中，报名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并在吴青光、梁辑卿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三八”式干部。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里，常溪萍先后担任中共山东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党委秘书长、西海地委委员等职务，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政权的创建作出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常溪萍先是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等职务，于1954年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党委书记。

1964年11月，全国各地二百多名高校干部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试点，常溪萍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1966年7月，常溪萍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出无数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团体，他们向上海市委发起了进攻，那个时候流行贴大字报，华东师范大学很快贴出攻击常溪萍的大字报，然后就是那个口号的出现。

对此，张春桥非常得意，说：

“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人们感到非常纳闷，张春桥不是说自己背不出来吗，怎么一口气直接就说出来了。

常溪萍作为被“砸烂”的对象，张春桥专门成立“常溪萍专案组”对常溪萍进行审查和批斗，那个时候，不管是市里、局里，还是教育、卫生部门的批斗会，常溪萍都要参加，最高记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

为了进行诬陷，他们开始查阅常溪萍的历史，但常溪萍的履历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查一下常溪萍是否是“假党员”，找到常溪萍入党的两位介绍人吴青光和梁辑卿，吴、梁表示常溪萍的入党没有问题。

他们又要给常溪萍安插“叛徒”的罪名，但查来查去，发现常溪萍根本就没有被捕的经历，就这样，常溪萍被“打而不倒”。

1968年5月25日，常溪萍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三楼窗口坠下，随即被送往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经过两个小时的抢救，还是没能挽救常溪萍的生命，就这样，常溪萍含冤而逝，年仅51岁。

常溪萍是坠楼而死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专案人员留下的笔记中有常溪萍生命垂危时所讲的一句话：“不是自杀”。

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

令人悲愤的是，造反派愣是给常溪萍安插了一个“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结论，还对常溪萍的家人说“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限”这样的话，真是令人发指。

1978年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布为常溪萍平反，并为其召开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