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去朝鲜作战前，曾任第二高级步校校长。那会儿，罗铭也在步校工作。

回国后，杨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59年的国庆前，在天安门前有阅兵任务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正紧锣密鼓的参加集训。

杨勇关心老单位，亲自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检查。时任校务部部长的罗铭全程接待了杨勇。

杨勇与罗铭共事过，发现此人的能力不错。他心里琢磨，七八年的时间，老伙计为何一直没有挪地方呢？

于是，杨勇就想着调人，把罗铭安排到北京军区去。后续就是他“连哄带骗”，把罗铭调了过去。

果然，罗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得不说，杨勇识人的目光是独到的。

有一年，毛主席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在一起观看大比武。杨勇是负责人。

他交代罗铭准备一顿饭。

这顿饭非同小可，有1500人吃。人多不说，还是头脑。不仅要把饭做好，还要确保安全。

事前，杨勇特别询问了毛主席的副官，问清主席爱吃什么菜。弄好菜单后，由罗瑞卿最后圈定。

那会儿，为了把这顿饭安排好，罗铭就守在食堂。每次炒好一个菜，罗铭就先给狗尝尝，怕有毒。

狗没事后，罗铭还要尝一尝。杨勇毕竟是主负责人，他也会亲自尝一尝，直到确保万无一失。

菜虽然都是家常菜，但做法却很是讲究。

据罗铭回忆说，当时北京几个大饭店的经理都来参观了，连连夸奖很不错。杨勇对此也是非常满意。

从这件事中，杨勇就看出罗铭的出色能力。加之在步校共过事，杨勇便想把罗铭安排到北京军区工作。

杨勇到北京军区任职后，他发现管理部门和北京市方方面面的关系没有打通。

比如，欢送几个苏联专家回苏联，想在北京饭店请客吃饭，却办不成。

其次，不管是该花不该花的钱，都是小里小气的，弄得很是别扭。

这天，第二高级步校副校长滕海清对罗铭说，北京军区要调他到司令部担任管理处处长。

后来，管理处改为管理局。

罗铭表示不干。因为那个时候，组织已经决定让他当副校长了。这是一次很大的晋升。

若是跑去当管理局局长，算是平调。

除了这个原因外，罗铭做了多年的后勤工作，他知道后勤工作很难。

当罗铭要打退堂鼓时，滕海清表示，他决定不了。

这样一来，罗铭只好亲自去找杨勇谈话，希望能让他收回调令。

1959年6月的一天，罗铭连夜坐火车来到北京。他直接去找干部部部长，说：“我不干，你们给上边反映。”

部长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军区定的，你去找杨勇司令。”

见罗铭的情绪很急躁，部长赶紧派人开车把罗铭送到杨勇的住处。

杨勇还没起床，就被外头罗铭的声音吵醒了。罗铭对警卫员讲：“让我进去，我找杨司令。”

杨勇边走边念叨：“好你个罗铭，连个觉也不让睡。”

见到杨勇后，罗铭开门见山地表示，管理局他是去不了的。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大干部，谁干都一样。

杨勇却执意要罗铭干，在杨勇看来，这个单位管理的人多，需要一个能力很强的人牵头。

随后，杨勇就耐心地做罗铭的工作，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可罗铭却始终没被说服。

若是他真心愿意来，就不会坐火车来北京一趟了。

杨勇见说不通，便采取“连哄带骗”的战术。

杨勇说让罗铭陪自己乘车转转。罗铭说，他是被送过来的，可以乘车回招待所。

杨勇直接把他拉到车上，说要送他回去。

可没想到，杨勇却把他拉到了司令部。一下车，杨勇就叫来了分工领导管理处的李副参谋长，让他安排罗铭的工作。

罗铭这时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李副参谋长指着一间办公室，对罗铭讲，他今后工作就是在那里了。

到了办公室，罗铭也不知干什么好。秘书到了，问他：“你来干什么？”

罗铭说：“我来上任。”

与此同时，管理局的局长从北戴河回来，与罗铭交了班，然后去第二高级步校任职去了。

也就是说，杨勇把两人的岗位对调了一下。

罗铭虽然起初不愿意来，但既来之则安之。在管理局的工作，罗铭干得相当不错。可以说在一段时间里，算得上杨勇的左膀右臂。

这一干，就是六年半的时间。

话说，杨勇这种方式调人，不是一回了。

早在1949年在上饶时，王秉璋要被调走，杨勇打算把十六军的戴润生调到十七军来。

杨勇先找戴润生谈，可没等他说完，戴润生就表示，他不去。自己明明在十六军很好，为何要去十七军？

杨勇没说二话，只是一个转弯，突然对戴润生说：“你不是想回家吗？回家看看吧。”

戴润生的老家在江西的吉水。他一直想念家乡，既然领导发话了，那他就抽空回了一趟老家。

因为杨勇没有直接下令让他到十七军，戴润生以为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在家的时光匆匆而过，等戴润生回到十六军后，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行李都不见了。

他赶紧打听，这才知道他的行李早就被搬到十七军了，还是十七军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亲自帮他搬的家。

事已至此，戴润生便不再说什么了。就这样，戴润生到十七军当了军长。

话说回来，其实罗铭不光是一次被杨勇这么调职了。两人虽然没有在战争年代打过交道。

只是杨勇在石家庄第二高级步校当校长时，与罗铭一起共过事。善于发现别人长处的杨勇，很快就看出罗铭是干后勤的人才。

那时，罗铭是高干队大队长，他对干后勤并不感兴趣。

不过，杨勇直接来了一个先斩后奏。在全校的大会上，杨勇没有征求罗铭的意见，就宣布让罗铭当校务部副部长。

由于罗铭在后勤岗位上，确实有一套。不久，他就被升为了部长。

在杨勇手下当管理局局长，很好干。杨勇很信任部下，从来不发火，也从不多问。

罗铭不仅把管理局和北京市各部委，以及有关省市都打通了关系，而且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与杨勇一起，到处考察适合成为生产基地的地方。

农业是需要大投入的行业，光靠后勤是不行的。罗铭和杨勇提意见，能否搞化肥厂，汽车修理厂等工厂，以工养农。

杨勇同意了。

那时，化肥厂生产的化肥基本外卖，一年赚个几十万，加上汽车修理厂等工厂的收入，投到农业中，补上了农业的投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罗铭为了抓生产，付出了不少心血。杨勇特意叮嘱他，不要与民争利，选地时尽量选老百姓不要的荒地。

在北京市的支持下，批了一些荒地给部队用于生产。

罗铭记得，那时北苑还是郊区，荒草一片，北京军区的部队开出了500多亩地，种上了玉米和各种蔬菜，还养了猪。

有了这些，战士们也能吃饱饭，身体有劲了，也更利于搞战备。

说起来，杨勇对生产建设是非常关心的。他经常去生产基地，一个星期总要去一两回，去了就和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官架子。

这也令罗铭很是敬佩。

虽然罗铭到管理局起初是不愿意的，但杨勇的目光敏锐，直接把他调过来。后续罗铭为军区搞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很大的协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