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关相生到陶铸身边工作以后，上级组织和保卫部门时刻提醒他要保证陶铸的绝对安全。

建国初期，环境动荡。

陶铸大部分时间在外，特别是奉命深入“剿匪”。所以，保证陶铸安全就成了关相生的首要任务。

1950年8月的一天，关相生被组织任命为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的秘书。

2年的时间，关相生先是随陶铸到广西剿匪。当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时，关相生又跟随他去了广东。

话说，关相生来到陶铸身边的第一晚，就犯了一个错误。

关相生在原来的机关工作，习惯于按规定晚上10点休息，那晚他等候陶铸过了11点还未见人回来，忍不住就打起了瞌睡。

接着，关相生就自行上床睡觉去了。

不料，快到夜里12点时，陶铸开会回来了。一进屋，他看到关相生在那呼呼大睡，马上将他叫了起来，说要看当天的文件与电报。

关相生不了解陶铸晚上回来第一件事是先看当日的文件和电报，所以很紧张。这样一来，场面就显得有些尴尬。

陶铸似乎看出关相生很不安，便说：“你刚来，不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我处理不完当日的事，是不能休息的。”

从这时起，关相生才懂得，首长不睡的情况下，秘书是绝对不能先去睡觉的。

与陶铸接触了一段日子后，关相生发现这位首长雷厉风行，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有一回，陶铸参加完广西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就准备去十万大山视察剿匪工作。

前一天，陶铸命令关相生向广西军区司令部管理处要好汽车，等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出发。

不曾想，到了约好的时间，汽车迟迟不来。关相生就忙着多次打电话催促，但仍未见汽车来。

那时，陶铸站在门口急得直跺脚，神情上显得很不耐烦。

过了1个小时后，汽车才慢慢悠悠地开来了。关相生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看到陶铸同志第一次发了那么大的火。

陶铸怒吼道：“这么松松垮垮的指挥机关，怎么能剿匪？”

在场的人被训得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

关相生在还未来到陶铸身边工作之前，他以为高级首长的生活会很优越。

但当他第一天上班到厨房看过后，才发现与他想象地完全相反。

那时，关相生在部队是正团级干部，机关食堂每餐的标准是四菜一汤，伙食相当不错。

然而，陶铸的每餐仅是两三个小菜，外加一罐子辣椒。

关相生后来说：“他生活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年，陶铸办事结束后，路过他的老家湖南祁阳。说起来，陶铸从大革命失败后就离开了家乡，期间未再回过家。

这次，他告诉关相生，准备利用一两天的时间，顺路回家看看老母亲。

回乡也不能空着手，陶铸托付关相生买一些水果（香蕉、菠萝、柑橘），但不许关相生给当地政府打电话通知。

陶铸准备悄悄地回去。

在火车上，陶铸介绍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这让关相生特别感动。

陶铸从青年起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5年，陶铸来到了广州，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

第二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同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1933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陶铸被敌人抓住了。

在狱中，尽管他受尽了折磨，却没有放弃斗争。他组织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团结难友。

抗战全面爆发后，陶铸被党组织营救出狱（陶铸称解放后的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派去湖北工作。

那段日子，他与李先念配合默契。

1940年，陶铸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了延安。在延安，陶铸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以及军队政治工作。

抗战胜利后，陶铸去了东北。之后，他参加了辽沈战役等解放东北全境的军事斗争。

建国后不久，陶铸被毛主席派往了广西坐镇剿匪……

火车在离祁阳县城还有30华里的地方停下了。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只好租马车代步。

到了祁阳后，陶铸直奔祁阳中学，看望祁中校长的哥哥陶自强，参加了以他父亲陶铁铮命名的图书馆。

在学校转了转，休息了一会儿后，陶铸乘坐小船到了妹妹家，看望了老母亲。

次日，陶铸终于回到了家乡石洞源。这个村子四面环山，树木茂密，风景特别美。

让陶铸和关相生没料到的是，前一天，祁中校长陶自强已经派人给村里打了招呼，说弟弟要回去。

这样一来，当陶铸和关相生步行到山口时，看到了许多老百姓，小孩子拿着小旗子，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见此情景，陶铸很是生气，他说：“这是干什么？谁让搞的？快叫他们回去，待会儿我会看望他们的。别搞这一套吧，不然我就不回村了。”

经过关相生劝说，欢迎队伍渐渐散去了。

进村后，陶铸挨门访问，并到祠堂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乡亲们的意见。

当走到陶铸家时，那里属实荒芜，杂草丛生，满目疮痍。那是可恨的日寇留下的罪证！

回乡的这一趟，关相生等工作人员在陶铸的妹妹和哥哥家，各吃了一顿饭。按照部队规定，随员是不能白吃的。

关相生就在各自家的抽屉里，留下了50万元旧币，相当于币值改革后的50元。

回去后，关相生去找了上级报告，这钱由财务处给报销了。

几天后，关相生向陶铸的夫人曾志详细说了这一趟的经过。不久，事情就被陶铸知晓了。

当晚12点，陶铸拿着100万元，怒气冲冲地来到关相生的房间，对他批评道：

“关相生，你破坏我的名誉，我不是早给你说了吗？这是私事，不能让公家报销。我自己拿钱，明天快把报销条子拿回来。”

关相生知道自己做错了，也没做过多的解释。

第二天，关相生到财务处交了钱，将那张条子带回去交给了陶铸。

陶铸当即就将其撕毁了。

在关相生的眼里，陶铸是一位喜欢听真话的领导。

在广西剿匪的时期，公安部门经常会送一批重要匪首的案卷过来。有时候案卷太多，陶铸无法详细过目，便嘱咐关相生先替他梳理一遍，再由他来审阅。

关相生会把陶铸批过的案件，一一做登记。

后来，关相生发现陶铸对于一些案件在量刑上，出现了前后不一的情况。关相生马上向陶铸提出统一量刑，陶铸觉得应该改正。

陶铸夸奖关相生提的意见好，说：“你就要提这样的意见，这可以使领导少犯错误，我最讨厌唯唯诺诺的人。”

有一回，陶铸到平乐地委视察，听地委书记汇报镇反工作时，这个书记讲到他2个小时批复了下面呈报要杀头的120个罪犯的卷宗。

事后，关相生向陶铸说，这个书记平均一分钟连看案卷带签字盖章，怎么审批的？

陶铸沉默没说话。

之后，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向中央报告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电报时，陶铸如实指出问题，说：

“剿匪以来，我们共杀了5万多人，看来约有三分之一比较草率，属于可杀可不杀。”

电报发往北京后，毛主席看后肯定了广西剿匪，镇反的工作，并请示回电批示。

在作报告这件事上，陶铸向来是自己动手的。对于秘书写好报告照着念的做法，陶铸是坚决反对的。

他表示，那样的报告是没有人听的。秘书是没有那个水平的。若是有那个水平，那么秘书就不是秘书，而是去当首长了。

作为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关相生各方面的素质都不错。不过，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陶铸的安全。

在他跟着陶铸那2年，正处在建国初期，局势动荡。

据关相生回忆，陶铸遇到危险的事，至少有三次。

1950年，陶铸到广西南宁上任。当火车开进柳州时，因不通火车，需改乘汽车翻山越岭数百公里。

因为沿途匪患猖獗，经常发生袭击过往人员的恶劣事件。

为了保证陶铸的安全，柳州市委和驻军派出一个加强排，携带三挺轻机枪架在大卡车顶上，陶铸坐在司机座旁，经过一天的颠簸，总算平安抵达目的地。

后来，陶铸就对关相生戏说：“我是机关枪押送来的。”

没多久，在陶铸的住地，半夜发生枪击陶铸宿舍的所谓“特务”袭击事件。

那时，陶铸住在张云逸曾经住过的二楼。张云逸因病请假，未在南宁。警卫员负责人住在楼下。

不曾想，后半夜，枪声在住房外墙连开数下，惊动了全院的人。

值班警卫员报告说是特务袭击。但经过关相生等人的细致调查，最终发现是个假情况。

原来，担任警卫的战士有厌战情绪，自伤左腿而制造敌特袭击的假象。这位战士在伤口愈合后承认了作案过程，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一个月左右，陶铸与中南军区司令员吴富善、参谋长赵尔陆、后勤部长杨至诚，及随员20多人，乘坐飞机到北京开会。

当飞到石家庄上空时，外面已然下起了暴雨。西郊机场临时封闭，命令这架飞机转到河南郑州待命。

但机组人员上报，说飞郑州的话，油不够用，需要另想方案。

经过研究，机组决定万一不能降落北京，可以考虑在河北平原的平坦地带迫降。只要保证机上人员安全即可。

此方案是万不得已之时才可使用。

当时，机组有两位驾驶员，一个是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技术好，副驾驶是我们培养的，政治可靠。

正驾驶提出，因为天气的缘故，只好将飞机朝着渤海湾方向飞去，先找到渤海口，再顺海河向北京飞，要求在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时间宝贵，这个方案经首长们同意后，照此办理。

飞机上的人都很紧张，飞行高度几乎贴着公路旁的电线杆飞行。好在有惊无险，飞机最终在南苑机场平安降落。

下了飞机后，驾驶员长呼一口气，说：“油只够再飞5分钟。”

在陶铸身边时间虽说不算长，但关相生对于这位老首长的品行是极为佩服的。期间，关相生跟着首长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为他往后的为官之路起了不小的作用。

1952年7月，中央命陶铸主管广东党的工作后，关相生被调到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处任第一副处长。

后来，关相生听说，陶铸到北京任职前，因他的住房很陈旧，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他外出时给整修了一下，花费一万五千元。

陶铸回来后，觉得不应该办这件事。接着，他拿出一万五千元偿还给了管理处，并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多年后，军区党委认为此房修好后，陶铸即去了北京，实际上也没有住，遂决定将这一万五千元退还给陶铸的夫人曾志。

曾志却说：“这是陶铸同志生前决定的事，不能更改。”她并未收下这笔钱。

关相生闻之，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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