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陕西省汉中地区镇巴县。

我们镇巴，靠近大巴山，历史上是徐帅率领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方。

由于是革命老区，所以民风淳朴。只不过，经济还不是很发达。

我与父亲一样，都是个头只有一米六多那么点儿。

父亲很早就因工作积极有成绩，而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了我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母亲与父亲一样，也是个革命积极分子，同样早早就入了党。她还曾担任过我们村里的妇女主任。

或许是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有当兵的理想。后来，1990年3月，父母怀着延续他们希望的激动，将我送上了远去的卡车。

一路上，与其他战友们新奇的心态不一样，我只是安静地从挎包掏出武装部张部长送的一本《雷锋日记》，开始一字一句地诵读起来。

从陕西到塞外，足有几千里之遥。我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先是卡车，接着是火车，下了火车又上火车。

就在奔波的途中，我竟将那本《雷锋日记》给诵读了好几遍。

到了军营，我们熬过了3个月的训练之苦。

下连时，我被分配到炮兵指挥学院练习团的电影组，当了一名放映员。

这个结果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想象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比如说，去汽车连学驾驶、炮连去操炮、炊事班去学烹饪。

可就是没想到要去电影组。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我在新兵连时，经常帮着班长出板报，班长觉得我这个高中生有点文化，底子不错，然后在分兵时便极力举荐我。

恰巧当时，团的电影组有位老兵已经退伍了，所以，我就被分去了。

话说，团电影组的业务性很强，包括电影放映、广播司号、摄影冲洗、宣传等。

可以说，这个机构是团政治处宣传股的文化工作实施处。

说起来，这个项目，我都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不会能行吗？绝对不成！

为了不让人家说我笨，也为了给领导们留个好印象。我经常加班加点地干，不分昼夜的学习。甚至，为了学通，我还用自己的津贴去购买专业的书籍读。

3个月后，我基本掌握了每项工作的要领，操作起来很自如了，不用老同志带着干了。

这也标志着我已经适应了工作。

半年后，我们电影组的组长。一位精通业务的志愿兵，干满了13年，光荣地转业走了。

按规定，这电影组长不是干部干，就得志愿兵干才行，就没有过其他的先例。

这种情况下，政治处就临时定了一名已经干了4年多都快转志愿兵的老同志代理组长。

这年冬天有一晚，团里有放电影的任务。按常规，若是对口单位不把片子送过来，就会通知我们派人去取。

当天，那单位顾不上送片，就打了电话叫我们去取。电话打过来，正巧代理组长接了，接完忘了写在小黑板上，也没想起告诉组里的其他同志。

或许是他忙着赴一位老乡的约请，就跑到学院餐厅与那位老乡喝酒去了。

等他吃完饭急忙赶回来，时间离放映就差十几分钟了，他才猛然想起片子忘了取。

就这样，代理组长被处分，退回了连队。

之后不久，股里突然宣布，由我暂时任代理组长。这令我大吃一惊！

虽说有些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但一者这是命令，二者这是组织上的信任，责无旁贷！

我当时当兵才10个月，是个新战士。有些同志就嘀咕说：“他能干得了吗？”

就在这种状态下，我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

此时的电影组，除了我之外，只有3个战士，其中有两个跟我是同年兵，另一个兵龄已经满3年了。

为了做好工作，我认定一条：凡事都要冲在前，做榜样。举两个例子简要说明一下。

有一次，早饭的号刚开始，我们4个排着队正往机关食堂走，四连副连长过来找我们：“我们连食堂的大喇叭不响了，啥也听不着，修修吧！”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回头看了看其他3个战友。没人应。我就和他们说：“我去修吧。”

没顾得上吃饭，我就跑去了四连食堂。

又有一次，刚从师部取来电影片子，还没喘口气，老兵接个电话说，汽车公司来团里慰问，正在座谈，让组里去照个相。

我顺口说，你去行吗？

结果，老兵说他肚子不舒服。

我没有生他的气，赶紧拿了相机就去了。

2个多月里，凡事我都做在前，不拿出一副管人的架势。起初，两个同年兵和老兵有些心里不平衡，故意不大配合。

到后来，我的干劲儿和姿态让他们挺感动的，慢慢地就主动干工作，配合地越来越好了。

此后，在我的领导下，电影组的同志们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期间，我还自学了摄影技术，自发为全团的新老兵义务照相，为大家解决办证照相难题，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为此，我获得了团嘉奖。

后来，我被正式任命为组长，加入了党组织，立了功。

再后来，我被保送到解放军长春装甲兵技术学校深造，获得了中专文凭，成为了一名士官。

由于我在士官学校刻苦努力，学校很重视我，毕业时想让我留校。考虑到炮院对我的栽培，我婉言谢绝了学校的好意。

回到炮兵指挥学院练习团后，我学了电气专业，到团修理所报了到。可没多久，我又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通知。

1995年8月的一天，我被调到学院的编辑部，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和编辑工作。当时，我是被吓了一大跳。

回想曾经的历程，我干过的哪件工作，能与这个工作挨上边？我心里慌，慌得差点儿准备装病不敢去报到。

修理所的所长把我叫去，说：“学院政治部的命令，团政治处下的通知，都半天儿了，还不去报到，人家别以为我这个当所长的没通知到，你还不快去！”

这一逼，才把我逼了去。

原来，我在团电影组时，团政治处宣传股有个姓杨的干事，他很了解我。我当电影组长后的经过，他也是知道的。

他认定我是这块料，一压担子肯定出效益。

等他上调到学院政治部宣传处，兼管院里报纸，就一下子想到了我。正是他向处长极力推荐，才有了一纸调令，让我去当编辑的事。

对此，我是很感动的。

我念高中的时候，有点儿偏科，对语文的兴趣大，对作文也喜欢，所以还算有点基础。

话说，干啥事都怕认真。只要下了功夫，付出辛苦，就没有学不会的。以我非常的投入，很快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干好新闻工作。

我从来把个人的付出看得很淡。

有一年春天，我感冒发烧，三天没退下来，正在床上输液。偶尔听到战友说看到不少院领导陪同一些北京来的专家学者在院史馆参观，但没人拍照录像。

我赶紧喊来医生，说服他，拔掉针头，回去录像。

还有一次，驻地张家口的张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我原本是要回家探亲，已经买好了票，准备回去与家里约好的姑娘相亲。

突发此事，我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计划，自发随院里的救灾车队赶往灾区。

在那里，我拍下了军民抗震救灾的一幕幕感人场景。

我先后两次立下三等功，各种奖项拿了许多。

1999年底，我被破格提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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