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苦命人，十五岁那年母亲病逝，高中没毕业就到遵义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山村生活的艰难让我苦不堪言，乡亲们的淳朴善良令我感动又温暖。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当年老队长帮我挑着行李步行近二十里山路送我进城上大学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
永远忘不了1969年的3月下旬，就是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的上海。分别时，父亲和妹妹在月台上哭喊着我的名字，我躲在车厢里呜呜痛哭，月台上的哭喊声令人心碎。
汽笛一声长鸣，知青专列缓缓启动，为了减少别离的痛苦，一名男同学用力闸下了车窗。列车驶出了很远，车厢里的哭泣声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些性格开朗的同学开始说笑起来。
历时三天的时间，我们几十名同学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同心大队，我们五名男生和三名女生被分派在同心三队插队落户，王队长安排我们临时住在了队里的两间房子里，让他婆娘帮我们舞饭（做饭），王队长还安排社员在队部院子的角落修建了两个厕所，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老乡们管厕所叫茅子。
同心大队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距离公社驻地近二十里的山路，距离县城九十多里路，公社驻地每天一班发往县城的客车。同心大队的耕地多为山坡地，平坦的耕地不多，水田更是少之又少。
春意盎然的三四月间，正是农村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我们上海来的知青安顿好吃住的地方，就跟着社员们往山上挑粪拉犁耕地了，刚开始我们不会干农活，也没力气，社员们看我们挑两半筐土杂肥还摇摇晃晃的，都笑话我们，说我们笨得像鸭子。
经历了一个春耕春播生产劳动的锻炼，我们学会了挑担子，学会了栽种红薯，学会了使用锄头，也渐渐适应着繁重的生产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王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知青非常关爱，我们心里都很感动。
经过了几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和乡亲们渐渐熟悉起来，对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也有了基本的了解，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因为贫穷，村里的孩子基本都不读书，社员们基本都是文盲，队里的记工员陈小明只读了一年书。小队会计文化程度最高，是高小毕业。
知道了这个情况，劳动间歇时间，我们几名知青就主动教社员们认字，男知青教男社员，女知青教女社员。社员们先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再教他们认识简单的字，就连大妈大伯，也都跟我们学习识字。一位大伯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他很高兴，逢人就说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是上海知青教他学会的写名字。
那年初秋，山上的高粱、玉米和红薯长势都很好，队长就安排几名社员夜间去看坡（看护地里的庄稼），防止人为的破坏和野猪糟蹋庄稼。那天收工回家的路上，王队长对我说：“卫平，夜里你跟我上山看坡吧，咱俩一组，去了也就睡觉，不耽误第二天出工劳动，队里一晚给记三分工，也不吃亏。”
知道王队长是关爱我，我欣然同意。
那天刚吃过晚饭，王队长就扛着草苫子和铺盖来知青点喊我，他手里提着一盏马灯，还拿着一根磨棍（推磨的木头棍子）。我赶忙扛起一床被子，腋下夹着枕头，拿起手电筒就跟着王队长往山坡上走。
大约半个钟头，我们来到了沟东的那片高粱地和红薯地中间的地堰上，那里正好有一片荒坡，王队长铺开草苫子，把我俩的被子铺在上面，我们就坐在被子上说话。王队长说我困了只管睡觉，他觉少，有啥事就喊我。王队长还说，抽空在这搭一个窝棚，赶上风雨天不遭罪。
秋天的夜空高远，躺在被子上，望着深邃的夜空，闻着山野里庄稼的味道，我感觉心里很舒服，空气很清新，就如置身世外桃源一样惬意。别说队里还给记工分，就算不给记工分，我也愿意跟着队长来看坡。
第二天夜晚，我们就遇到了情况，吓得我汗毛倒立，差点没尿了裤子。
半夜的时候，我正在熟睡中，忽听王队长喊道：“卫平，快醒醒，地里有动静。”我慌忙爬起来，穿上鞋，摸起枕头下面的手电，跟着王队长就往坡上红薯地里跑。
跑到红薯地里，我用手电一照，只见一头野猪正在拱红薯。那头半大的野猪发现了我俩，先是一怔，紧接着就呲嘴獠牙地向我冲来，吓得我汗毛倒竖，两腿发软，差点没瘫坐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王队长挥起手中的磨棍，照着野猪头上就是一磨棍，只听野猪一声惨叫，转眼间就跑进了那片高粱地。
后半夜，我再也没敢合眼，手电也没离手。王队长和衣躺在铺上，也没脱鞋，手里握着磨棍，快天亮时我才听到了他的呼噜声。
第三天中午，王队长在队部找出一把四齿钢叉，有的社员还把自己家的火药枪收拾好，准备消灭那头野猪。可自那以后，那头野猪再也没出现过，等秋收结束了，才听说下坝大队的社员打死了一头野猪，一户社员还在自己家的猪圈里活捉了一头野猪。
那年冬季农闲，我们上海知青办起了农民夜校，义务教社员们学习识字，其他生产队的社员也有到我们知青点来学习识字的。因为这事，我们三队知青点被公社评为先进知青点，公社革委会还为我们发了奖状。
第二年秋天，我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小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负责教一年级的新生。那个年代读书没有什么出路，入学率很低，我教的一年级只有六名学生，二三年级一共十一名学生，学校就我们两名老师，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
后来在我的动员下，一年级的学生达到了十九名，全大队的适龄儿童差不多都入学了。看我放学后或星期天就到社员家中做动员，王队长也帮我到社员家中劝说让孩子去学校读书，有时还拉着我去他家吃饭。王队长和王大妈对我特别关爱，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
一晃就到了1975年冬季，我们三队知青点还剩下四名知青，两名男知青去遵义化工厂当了工人，一名女知青去县邮电局工作，还有一名女知青到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进了腊月之后，那几名同学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考虑到往返的路费也不少，我就不打算回上海过春节了，我把积攒的钱寄回了上海一部分，想让我父亲给我妹妹买件新衣服穿。
那天晚饭后，王队长来到知青点，从衣兜里掏出十五块钱塞给我说：“卫平，回上海过年吧，你爸也盼着你回去过年，谁家的父母都盼望着能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过个团圆年……”
来贵州插队落户六年多的时间里，我那是第二次回上海过年。王队长给我的那十五块钱我一直装在贴身的衣兜里，过完春节从上海回来，我给王队长家送去了上海的糕点糖果和挂面，把那十五块钱也还给了王队长。王队长为两个儿子办婚事，嫁了闺女，他家还欠着饥荒呢。
每天晚饭后，批改完学生的作业，我就翻看高中课本，虽然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但我还有好多问题没弄明白，特别是高中数学，有的题我还不会解。我总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多学一些知识，尽管那时读书还没有出路。
恢复高考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高考，没想到我竟然考上了贵州大学，我成了全公社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上海知青。
去贵阳读书前，我把自己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和剩下的口粮都送给了王队长家，王队长竟然给我折成钱，非让我收下。王队长说，我上学需要钱，他帮不上我什么忙，不能累赘我。我不收下那些钱，王队长说就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没办法，我只好佯装收下，又找机会偷偷把那些钱放在了王队长家厨屋的盐罐子里。
离开同心大队那天，乡亲们和学校的老师学生都来为我送行，老队长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步行十八里山路，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一路上，老队长都不让我挑担子，他苦笑着对我说：卫平，你这进城上大学，不定什么时候再回来了，就算我想帮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还真舍不得你走……”说着说着，老队长还抹起了眼泪。九年的时间里，我是第一次看到老队长流泪。
在车站分别时，老队长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五块钱，硬是塞给了我，他说钱不多，是他的一点心意，不收下，他就生气。我含泪收下老队长的那五块钱，跑到汽车站对面的饭店给老队长买了几个馒头。我知道老队长一向很节俭，他自己宁肯饿着肚子回村子，也舍不得花钱买个馒头吃。
老队长扛着扁担，一步三回头地挥手和我道别，看着老队长远去的背影，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打湿了双眼。
读书期间，因为学习紧张再加上手头不宽裕，我没回过上海，也没回过第二故乡。
参加工作后，第二个月开了工资，我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烟酒食品，装了满满一提包和一挎包，高高兴兴回到了第二故乡，看望了老队长和大妈，看望乡亲们，看望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一别四年，乡亲们的热情令我感动，老队长和大妈的关爱令我温暖，回到第二故乡，我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亲人身边一样。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年老队长帮我挑着行李送我进城上大学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第二故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老队长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