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把学术剽窃比作“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但他本人却两次深陷抄袭风波。

鲁迅的第一次抄袭风波发生在1918年他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当时有熟悉外国文学的学者指出，这部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抄袭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不只是标题相同，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也高度相似，都是“以狗喻人”，都在结尾呼喊“救救孩子”，而且在形式上还都用了框形结构。所谓“框形结构”，是一种特殊的小说结构类型，特点是通过一定的关联形式，把多个独立的短篇故事框入一个整体，各个故事的情节和人物没有直接联系，但又共同表现现实生活的某些相同的侧面，使整部小说有一个主题。

两部《狂人日记》有这么多的“雷同”，很难让人相信是单纯的“巧合”，所以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漩涡，学界对鲁迅开始有了议论之声。

鲁迅不愧为文坛战士，面对质疑，他没有回避、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直面硬刚，他先是承认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是他写作《狂人日记》的灵感起源，随后又辩白道：“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虽然两版《狂人日记》确有相似之处，但他本人的作品立意更高。

鲁迅的第二次抄袭风波发生在1926年，起因是陈西滢写信揭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部分剽窃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由徐志摩公开发表在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其中写道：“他（指鲁迅）常常挖苦别人抄袭，可是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陈西滢的这封“揭发信”可以说是直击要害，指出鲁迅的错处不是“借用”了别人的著述观点，而是“借用”后却不在书中声明，此为“剽窃”。

其实，关于鲁迅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论调早已有之，文化圈内不少名人均持此观点。陈西滢、徐志摩、顾颉刚等人因与鲁迅素来不和，遂以此为把柄攻击鲁迅。

鲁迅看到陈西滢的公开信后反应激烈，立即写一篇题为《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回击，并于2月1日发表在《语丝》杂志上。

在这篇回应中，鲁迅首先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随后又强调，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共二十八篇，只有其中两篇是参考了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且只是大意相同，而“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则都是独立完成的。但对于为什么参考了却不在书中声明，鲁迅并未正面回答。

鲁迅的两次抄袭风波，曾在民国文化圈引起过轩然大波，并让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特别是对于陈西滢的人身攻击，鲁迅直到去世前仍耿耿于怀，以至于距离二人骂战整整十年之后的1935年年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还大骂陈西滢是“谎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年底，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