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一场内战,彻底打垮了奉系的崛起之路

佳霖谈历史 2023-05-07 00:31:04

1925年9月,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残部,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

东征军出发前,大部分人都料定此战必胜,所以大家的心思也不在陈炯明身上,而是谋划北伐。

但当广州国民政府表现出了北伐意愿后,苏联顾问却不支持北伐。

为什么不支持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苏联当时已经安排了冯玉祥在北方对付北洋系。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10月中旬,正当直奉两军主力在山海关激战之际。

直军第三路军司令冯玉祥在古北口与奉系达成停战协议:冯军协助奉军雪耻,事成之后,奉军不得入关。

签署协议后,冯玉祥联合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北京卫戍副总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将总统曹锟软禁。

随后,为了体现政变的正义性。冯、胡、孙三部改称“国民军”。

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

北京政变时,吴佩孚身处山海关。

等他得知老巢被抄后,为时晚矣,只能草草部署,留下数万直军继续坚守防线,自己则率余众星夜驰返。

吴佩孚离开山海关的当天,奉军飞机便向直军战壕中撒下传单,说什么大局已定,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受此影响,直军军心动摇。

参与直奉大战的奉军,正在指挥的军官是褚玉璞

10月30日,奉军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率三个旅,猛攻直军防线。

直军不敌,各部纷纷撤退,逃往天津方向。

就在前线直军崩溃的同时,早几天撤至天津的吴佩孚也被国民军打败。

11月4日,全军覆灭的吴佩孚,率两千残部乘船驶离塘沽。

同一天,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进入天津,第二次直奉大战遂告结束。

听说吴佩孚败亡,冯玉祥很高兴。

但他得知奉军进入天津后,顿时又对张作霖恼怒不已:先前说好了奉军不入关,现在怎么入关了?张作霖不讲究!

对于冯玉祥的不满,张作霖当然是不在乎的。

老子现在兵强马壮,连吴秀才都干趴了。你冯焕章算老几?我还明确告诉你了,老子不仅要入关,接下来还准备一统天下!

面对张作霖的恃强凌弱,冯玉祥想了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主动让出了北京。

不过,冯也不是吃亏的性格。

为了制衡张作霖,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打算借国民党的招牌,笼络革命派。

孙中山北上之前,冯玉祥还需要为自己营造“革命”人设。

毕竟他之前是军阀,现在突然以革命者自居,谁信啊?

怎么打造人设呢?

这个时候,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收拾身为旧势力代表的溥仪。

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逐出紫禁城。

驱逐溥仪事件,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争议。但效果是真不错。

大家见冯玉祥不卖遗老遗少和保皇党人的面子,也就相信他是革命者。

而冯玉祥也因此成为孙中山在北方的名义代表。

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原本的反直三巨头是段祺瑞、孙中山和张作霖。

孙中山远在广州,对北方鞭长莫及。

段祺瑞下野多年,皖系的实力也偏弱。

因此,张作霖早先并没打算与段、孙平分胜利果实。他想的是入关之后,一手遮天,独霸北洋政府。

然而,时局被冯玉祥这么一搅和,张作霖也不得不改变策略,把段祺瑞抬了出来,担任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

所谓“临时执政”,从字面意思看,就是张作霖无意操控中央,只是情势所迫,让段祺瑞临时出来撑撑场子。等孙中山到了北京,大家再组建联合政府。

不过,张作霖抬出段祺瑞,显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过渡。

他的真实意图是联合皖系,制衡革命派。

11月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职。

随后,张、冯、段开了个会,划定各自势力范围:

山东、安徽、江苏归皖系;

西北一片归冯玉祥;

华北对半分,北京、保定由国民军控制,天津及其他地方由奉军控制。

这个划分方案明显奉系不利,张作霖没捞着实质好处。

不过,这正是张作霖的精明之处。因为安徽、江苏当下都在直系手上。

他把实力偏弱的皖系推到前面,自己随时都可以玩一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2月7日,段祺瑞下令,罢免江苏督军齐燮元。

齐燮元不服,自任浙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决心联合浙江的孙传芳,力拒皖奉联军南下。

段祺瑞玩政治很有一手,他见江浙联手,便把齐、孙分别处理,授予孙传芳恪威上将军勋位。还派人给孙传芳送去珍宝。

孙传芳获利颇多,加之他本来也不想对抗张作霖和段祺瑞。便转变了态度,宣布中立。

没了孙传芳的支持,齐燮元陷入孤立。

1925年1月,奉军张宗昌部和皖系卢永祥部南下。

由于张宗昌早年在江苏当过师长,江苏本地武装见到混世魔王来了,要么投降,要么让路,要么仓皇出逃。

一时间,齐燮元沦为光杆司令,被迫下野,流亡日本。

江苏和安徽基本是连着的,江苏被拿下,安徽自然也被收入囊中。

至此,奉系势力由山海关一路延伸到了长江下游。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经日本,辗转抵达北京。

当天的前门车站外,约有30万北京市民集聚欢迎,可谓人山人海。

孙中山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冯玉祥的话语权。

不过,还没等孙中山有所作为,他就因癌症病倒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孙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很快因为左右之争陷入混乱。

见形势有利,张作霖联合段祺瑞,又把冯玉祥踢出北京,撵到了张家口。

张、段这次出手,合理合法。

因为当时冯玉祥的正式职务是“西北边防屯垦督办”。

一个西北督办,成天在北京待着,这像话吗?

临行之前,冯玉祥心有不甘,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还请苏联派军事顾问到国民军做指导。

就这样,冯玉祥与苏联建立了合作关系。

冯玉祥的国民军

当然,即便搭上了线,苏联一时半会也不可能为冯玉祥提供实质性帮助。

见冯玉祥暂时构不成威胁,张作霖便开始专心对付皖系。

1925年4月,张宗昌故意把部队集中于徐州附近,暴打了山东的皖系部队。

段祺瑞惹不起奉系,只好将山东督军郑士琦调往安徽,改任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

张宗昌这次撒泼,只是试水。

看到皖系好欺负,张作霖也不客气了。

很快,江苏督军卢永祥和安徽督军郑士琦受到奉系排挤,黯然去职。

挤走了皖系,奉系也达到顶峰,控制的地盘除了东四省外,还有直隶、山东、江苏、安徽。

其势力所及,北到黑龙江,南到长江下游,全国几乎三分之一的繁荣地区都在张作霖的掌握之下。

打下了地盘,接下来自然是要派人去驻守。

1925年8月,张作霖任命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

张作霖本来是想让郭松龄当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担任江苏军务督办。

可偏偏这时候杀出一个杨宇霆,死乞白赖非要主政江苏。

为了平衡势力,张作霖只好让杨宇霆去江苏,姜登选去安徽,冷落了郭松龄。

张作霖如此安排,自然有他的理由。

郭松龄是他留给张学良的肱骨之臣,现在越是打压郭松龄,将来张学良才有操控空间,让郭松龄对张学良感恩戴德。

不过,张作霖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郭松龄虽然有能力,但自尊心很强,心眼还小,与姜登选、杨宇霆都有矛盾。

尤其是与杨宇霆的矛盾,整个奉系可谓人尽皆知。

若是被别人顶替了位置,郭松龄或许还不会计较。

偏偏这个人是死对头杨宇霆,郭松龄的心理顿时就不平衡了。

见郭与张结下梁子,冯玉祥迅速与之搭上了联系。

不过,虽说郭松龄对张作霖不满,但他还有张学良可以依靠。

只要能熬死张作霖,他一样可以施展抱负。

所以,这时候的郭松龄也不是非要急着与冯玉祥合作。

但事情就是这么巧,由于一连串的事,坚定了郭松龄反张作霖的念头。

1925年9月,杨宇霆跑到南京视察,还派奉军第二十师以戒严名义,驻防上海,暗暗将矛头对准浙江。

孙传芳见奉系气焰嚣张,有吞并自己之意,便暗中拉拢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决定反击。

10月,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系。浙奉战争爆发。

开打之后,孙传芳调集浙军四个师另六个旅,向上海发动突袭。

当时奉军在关内一共有十一个师,这其中还不包括张宗昌和李景林的部队。

数量上,奉军兵力并不少。

但由于地盘太大,十多个师分散驻守,这就导致每一个省的兵力都不足。

为了收缩兵力,杨宇霆命令驻沪奉军撤退。结果这一撤,立即引发溃败。

杨宇霆这个人,属于典型的狗头军师,让他做参谋,一点问题没有。

但让他主政一方,简直就是灾难。

面对危局,杨宇霆居然抛下部队跑了。

他这一跑,群龙无首,奉军两个主力师被全歼。

而更糟糕的是,苏南丢了,临近的安徽顿时门户洞开。

安徽的本土军阀认为奉系大势已去,随即纷纷倒戈。

姜登选见势不妙,只身溜走。

如此一来,驻守安徽的一个奉军主力师也惨遭缴械。

苏南、安徽两战,孙传芳摧枯拉朽,轻轻松松歼灭奉军三个主力师。

得知前线溃败,张作霖暴怒。

虽然他没有当面对杨宇霆、姜登选表示不满,但私底下还是大骂道:江南只有刘翼飞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爹妈少给他装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

为了扭转战局,张作霖电召在日本观摩军事的郭松龄立即回国。

郭松龄接到电报,认为张作霖只是把他当工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有好处的时候总是想着杨宇霆那帮士官派,出了事就总让自己擦屁股。实在没劲。

于是郭松龄回国后,便以生病为由,住进了天津的法国医院。

见郭故意装病,张作霖也不便拆穿。

他环顾一圈,姜登选、杨宇霆、韩麟春这些人,要么是光杆司令,要么是老弱残兵。

无奈之下,张作霖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宗昌身上,委任其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

收到任命,张宗昌倒是很积极。

他在将麾下12万大军分别部署在邳县、砀山、宿州,试图依托津浦和陇海铁路阻滞孙传芳。

但孙传芳毕竟是正经科班出身,打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发现了张宗昌的正面防线虽然稳固,但侧翼布防空虚。

于是,孙军便从侧翼绕到了防线背后,打了张宗昌一个措手不及。

后路被抄,这不是闹着玩的。

情急之下,张宗昌下令撤退。指挥人马转进如风,逃往山东。

论跑路,张宗昌一直是专业的。

张宗昌麾下的白俄军团

获悉张宗昌溃败,张作霖心急如焚,但奈何实在抽不出兵力增援。

那么,奉军嫡系当时在干嘛呢?

答案很简单,在提防冯玉祥。

浙奉战争期间,冯玉祥指挥国民军悄悄摸进直隶,驻军于京畿,威胁张作霖的侧翼。

为了解决肘腋之患,张作霖以保定、廊坊为筹码,表示这些地方都可以让出来,只要国民军别趁人之危即可。

不过,冯玉祥胃口很大,压根看不上张作霖的筹码。他想要的是整个华北。

冯玉祥笃定了要趁火打劫,张作霖忍无可忍:妈拉个巴子的,欺人太甚啊!南方不要了,老子接下来就专心揍你姓冯的。

而就在这时,孙传芳也休兵了,打算消化占领区,无意进一步北上。

张作霖抓住机会,命令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夹击国民军。

形势变化的如此之快,让冯玉祥措手不及。

但关键时刻,愣头青郭松龄和老油条李景林把冯玉祥给救了。

郭松龄

1925年11月12日,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暗中达成密约:

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松龄部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李景林提供粮草。击败奉系后,郭部即退出关外,专意开发东北,不再过问关内之事。直隶、热河划归李景林。

李景林之所以背刺张作霖,主要是军阀心理作祟。他想自立门户,仅此而已。

郭松龄背刺张作霖,原因就复杂了。

个人觉得,理念不合加上备受排挤,是郭松龄决心反奉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郭产生反叛念头时,张学良其实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他向郭松龄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命令,但郭松龄含糊其辞半点,就是不想开打。

按理说,郭如此反常,张学良应该第一时间控制他。

可张少帅当时的脑回路貌似不正常,在已经察觉异常的情况下,居然坐着火车回到了东北。

张学良这一走,驻留天津的七万奉军便归由郭松龄指挥。

这七万人,是奉军精锐中的精锐,拥有各式轻重机枪千余挺,有两个完备的炮兵旅以及数个骑兵营和工程营。

无论是远程掩护能力,还是快速反应和增援能力,都要强于同时期的军阀部队。

即便是比之日军,也差不到哪去。

不夸张的说,郭松龄指挥这七万劲旅,足可以对付关外的十几万留守奉军。

11月22日,郭松龄通电反奉,号称“东北国民军”,以七万精锐杀向山海关。

以冯、郭、李三部的实力,联起手来围殴张作霖,胜算很大。

然而,当郭松龄打出长城,开始跟张作霖刺刀见红时,意外发生了。

国民军第二、第三军不顾冯玉祥与李景林的密约,擅自攻打保定。

冯玉祥虽然国民军是总司令,但他对胡景翼的第二军、孙岳的第三军,没什么控制力。

胡、孙铁了心的要吃下直隶,冯玉祥为了团结内部,也只好默许他们攻击李景林。

如此一来,李景林只好把心一横,又跳了回去,支持张作霖。

后来,后来在张作霖的授意下,李景林退至山东,与张宗昌合流,组成“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联军副司令。

没了李景林的后勤支援,已经打过山海关的郭松龄,一下子就崩溃了。

见冯、郭、李三家起了内讧,原本都已经打算卷铺盖跑路的张作霖,顿时又燃起希望。

日本关东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亲自下场,一面出兵封锁南满铁路,一面派出军事顾问指导奉军作战。

由于日军干涉,打乱了郭松龄的战前计划。奉军得以从容在巨流河东岸布设防线。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进退无据,只好下达攻击命令,巨流河之战打响。

1925年12月形势

这场战斗的过程很简单,就是奉军和郭军一通打。

战斗期间,张学良发动了强大的策反攻势,亲自给郭部军官打电话,讲明形势,表示既往不咎,致使郭军全线震动,士气低落。

23日夜,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策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但将领们的态度很不统一。

很多人主张停战议和,只有少部分人支持郭松龄主战。

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最好的选择是撤退。

即便撤退可能会引起溃败,也比全军覆灭要强。

但他不甘心,遂决定在24日再对奉军发动最后一击。

可是,就在备战的当晚,日军从侧翼偷袭了郭部。

再加上当晚,张学良用飞机撒下“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的传单,进一步影响了郭军士气,以致战斗还没打响,士兵便开始纷纷投诚。

24日中午,见大势已去,郭率卫队突围,但没跑多远,就与夫人韩淑秀被奉军骑兵俘虏。

随着郭松龄被俘,这场历时32天的反奉战争就此结束。

韩淑秀和郭松龄

结束内战,奉军再度入关,先克滦州,再围天津,目标直指山东和北京。

不久后,张作霖令人缴了李景林和张宗昌的械。

张宗昌表示自己对老张家绝无二心,张作霖遂又恢复了他的指挥权。

李景林也表示自己绝无二心,但张作霖不信,李景林就此退出军界。

搞定直鲁联军后,张作霖派出两路专使。

一路赴武汉与吴佩孚修复关系,约他自武汉北攻信阳。

一路前往山西,拉拢阎锡山,诱使他出娘子关,东取保定,打算从四面八方包围冯玉祥。

与之同时,日本也派出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大沽口。

冯一看这架势,起先还打算硬刚。

为此,他派人在天津海域布设水雷,并一度与日本军舰炮战。

这便是“大沽口事件”。

但是很快,冯玉祥发现自己刚不过。

中外势力联合上阵,这谁受的了?

为了避敌锋芒,冯玉祥主动下野,跑去苏联求援助去了。

冯走后,他的心腹大将鹿钟麟接过临时指挥权。

鹿钟麟这个人,很滑头。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首先释放软禁中的曹锟,声言愿重隶其麾下。想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

但吴佩孚与张作霖已经有密约了,所以鹿钟麟的示好,吴佩孚拒不接受。

1926年3月,反冯联军与国民军在直隶地区爆发多场战斗。

见战争已无法避免,鹿钟麟将段祺瑞驱逐下台,然后收拢兵力,撤至南口。

张作霖、张宗昌和吴佩孚

就在国民军与北洋系在北方激战时,广州国民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北伐的可行性。

李宗仁认为:直系讨冯,精锐尽在华北,此时两湖空虚,如果利用唐生智为前驱,乘机北伐,击吴佩孚于立足未稳之时,可以一鼓而下武汉!

李宗仁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苏联顾问也没反对。

于是,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军先行北上,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序幕。

当然,这是后话了。

回看1925年的张作霖,简直就是过山车的境遇。

9月之前,他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第一军阀。

10月间,因为孙传芳反击,他丢掉了东南地盘。

11月,郭松龄反叛,更是直接让张作霖折损一半家当。

此次奉系内战,奉军七万精锐,减员五万。三十万杂牌,折损十多万。

开战前,张作霖拥兵近四十万。单挑国民军并无难度。

而战后,兵力腰斩。张作霖惨到必须联络死对头吴佩孚等人才敢报复冯玉祥。

这还是账面上看得到的损失。

看不到的损失,更大。

首先,张作霖为了打败郭松龄,被迫与日本签署密约。

张作霖本不想签约,所以事后又反悔,找各种理由决绝履约,这导致关东军对他极为不满。后来的皇姑屯事变,与此事有分不开的关系。

其二,内战对张家父子的威信造成了极大影响。

众所周知,军阀体系,一切靠实力说话。作为奉系老派代表,汤玉麟、吴俊升等人本就对张作霖三心二意。

张作霖之前仗着实力强,勉强还压得住这帮大佬。

但内战后,张氏的嫡系家底赔了精光,不仅张作霖说话的分量大不如从前,张学良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

典型例子,中东路事件时,张作相在派兵增援的问题上就不听张学良号令。

后来的热河抗战,汤玉麟也根本接受张学良的指挥。

如果只是叔伯辈蔑视张学良,这倒也罢了。

关键是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也始终蔑视张学良。

张学良对此不能忍,专心扶持少壮派。

这为后来的“杨常事件”,奉系再次内斗,埋下了隐患。

奉系的这种窝里斗,正应了那句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

可以这么说。

传统的奉系,早在1925年12月就已经消亡了。

1926年以后的奉系,虽然表面上看,仍然还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还在运作。

但其实已经没有魂了,只是一盘散沙。

这在无形中,就给了卧榻之狼的日军,趁虚而入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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