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一个初夏午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空气凝滞得仿佛可以拧出水来。会议室里，明史专家吴晗正激动地向周恩来总理阐述他的新想法。窗外蝉鸣阵阵，仿佛也在为这场关乎历史的对话伴奏。吴晗的目光中闪烁着学者特有的执着光芒，而周总理则眉头微蹙，陷入沉思。

就在两年前，吴晗带领的考古队刚刚完成了对明代万历皇帝定陵的发掘。那次发掘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仅揭开了尘封数百年的历史真相，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文物保护的激烈讨论。定陵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令世人惊叹，但由于技术限制，许多文物在接触空气后迅速氧化，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这让吴晗既兴奋又心痛。

然而，对于一个痴迷明史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次发掘只是开始。吴晗的目光早已越过定陵，聚焦在更加神秘的明成祖朱棣长陵上。在他看来，长陵中可能藏有更多惊人的秘密，甚至是传说中的《永乐大典》。这个想法如同一团烈火，在他心中燃烧，驱使他再次踏上说服之路。

“周总理，您看，定陵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这些经验，更加小心谨慎地挖掘长陵。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在长陵中发现《永乐大典》，那将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贡献啊！”吴晗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目光深邃。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两年前定陵发掘时的情景：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推开墓门，扑面而来的是数百年积淀的历史气息。万历皇帝的龙袍在接触空气的瞬间迅速褪色，珍贵的文物在他们眼前失去光泽。那种无力感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

沉默良久，周恩来缓缓开口：“吴晗同志，我理解你对历史研究的热忱。但是，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影响。定陵的教训告诉我们，贸然挖掘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保护和研究已有的文物上，而不是冒险去挖掘新的陵墓。”

吴晗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继续争辩道：“可是周总理，不冒险怎么会有突破呢？历史研究就是要敢于探索未知啊！”

周恩来的目光变得更加坚定：“吴晗同志，我们确实需要探索历史，但不是以牺牲文物为代价。现在的技术还不足以确保长陵中的文物不受损害。与其冒险，不如等待时机成熟。记住，我们不仅要对当下负责，更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吴晗心中的火焰。他沉默了，意识到自己的提议被彻底否决了。离开怀仁堂时，吴晗的背影显得格外萧瑟，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回家的路上，吴晗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定陵发掘的场景。他想起了墓室中精美的石刻，想起了那些因为技术不足而受损的文物。突然，他意识到周总理的决定是多么明智。保护文物的责任，远比满足个人学术欲望更加重要。

这次谈话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阻止了可能造成的文物损失，更重要的是，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在科技和保护措施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保护文物的完整性比满足学术好奇心更为重要。

多年后，当考古技术日新月异，人们终于有能力在不损害文物的情况下进行研究时，人们才真正理解了周恩来当年决定的远见卓识。而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中一个值得铭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