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是指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罢黜佛教、毁灭寺庙以及逼令僧人还俗的事件。

这场灭佛运动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那么宇文邕为何对灭佛如此执着？灭佛事件对北周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了解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运动前，我们有必要知道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佛教的发源地是在印度，史载在东汉第二代汉明帝刘庄统治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

汉明帝对佛教的到来持开明态度，在东汉政府的支持下于公元68年在洛阳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白马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官办寺院，被认为是中国佛寺的发源地。

不过在东汉时期，社会普遍信奉儒学，由于理论学说和有神论观点与中国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佛教被视为与黄老方术类似的“旁门”，仅通行于少数王公贵族之间。

直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诸侯割据，再加上天灾瘟疫不断，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谓物质决定意识，首先，随着大一统汉帝国的崩溃，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严重动摇。

毕竟乱世之中，信仰丛林法则，只有拳头硬才有话语权，礼乐秩序和三纲五常要让位于军事强权和权谋诈术。

其次，佛教的来世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很好的契合了人们对社会的失望。

通过信奉佛教，将眼前的苦难转移到所谓的来世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此汉末三国时期，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更加纷扰，尤其是北方地区，自311年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就饱受北方胡人铁蹄蹂躏，各胡人民族先后建立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无尽的战争和压迫使得底层百姓苦不堪言，佛教给予了人们足够的精神寄托，同时胡人统治者借助佛教“平和”、祛除贪念的理念，想抹除汉人的反抗情绪，因此大力提倡佛教。

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洛阳、长安到陇右、西域，整个北方大地笼罩在香火缭绕的烟云中。

而寺庙发展的背后却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危机，首先，寺庙不上税、不纳粮，极大的侵害国家赋税和财政收支。

反过来，佛教的传播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兴建寺庙，不断蚕食社会土地资源，这就形成极大的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佛教完成了对世俗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人们对寺庙的尊崇胜过政府，很多年轻劳动力为躲避兵役徭役而跑进寺庙，导致户籍人口大量缺失。

政府与寺庙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看出了佛教的威胁，遂于450年前后进行了第一次灭佛行动，拆毁大量佛寺，迫令僧人还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北魏财政危机。

但当时的佛教思想已深入人心，上至庙堂下至江湖，几乎根植于社会每个角落，所以拓跋焘一死，新任统治者又恢复了佛教的地位。

560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之初，北方僧侣人数逾300万，寺院4万余座，远超北魏时期，当然，北魏的老问题自然复制到了北周身上。

首先，僧侣享有免税的特权，寺庙侵占农田，逃避租税力役，北周税收被极大削弱。

其次，寺庙僧徒滥杂，蛊害百姓。

572年，宇文邕铲除权臣宇文护，亲政后的第二年，关中即遭遇大旱，寺僧却借荒年向百姓放高利贷，大发国难财，甚至有奸邪之人隐匿在寺庙之下，图谋造反。

除此之外，北周较前代胡人政权而言，对儒家和道教采取积极态度，宇文家族与北方世家大族合作，宇文邕更是以汉人政权自居，其本人亦信奉道教。

由于佛寺威胁宇文家族统治利益，再加上出于维护华夏正统地位的需要，宇文邕决定开展灭佛行动，即“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宇文邕充分吸取前辈拓跋焘的经验教训，灭佛的关键不是物质上的消灭，而是要拔掉精神上的根。

因此宇文邕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思想斗争，由于宇文邕信仰道教，道教自然被推出来与佛教对垒，这次灭佛行动也呈现出一个渐进式过程。

公元566年五月，宇文邕召集百官、僧侣、道士等在大殿，讨论佛道优劣，这次的辩论相对温和，冀希望用道教思想改造佛教。

但最后的结果如同石块扔进池塘，除了溅起一圈圈涟漪，再无波澜。

568年八月，第二次佛道辩论依旧如此。宇文邕之所以通过温和的方式裁抑佛教，大概率和他未亲政有关，如果把局势搞得过于猛烈，恐怕政权会有倾覆之危。

573年，佛道展开第三次辩论，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宇文邕已掌控朝政，抑佛意图十分明显，而且把儒家也扯了进来，定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因为道教在前两次的辩论中表现均不理想，最后还是捡起儒家这面旗帜。可最后的结果仍然是道教败北。

那么道教为什么始终斗不过佛教？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理论教义差距明显。

道教始终没有形成博大深厚的理论框架，典籍诗书流传甚少，而佛教的《楞严经》、《金刚经》、《心经》等理论经典在中原广泛传播，形成丰富的理论体系。

这种差异使得道教在理论深度上难以与佛教抗衡，道教主张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强调通过炼丹、练功等现世修行。

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一心向善、因果报应，强调轮回转世等来世修行。

因为现世的事情是立竿见影、及时见证的，单是长生不老这一项就足以让道教破防，因为没有哪个人真的可以做到长生不老。

而佛教所谓的来世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人能够验证其对错，其理念成为人们的精神慰藉。

第二，社会基础薄厚不同。道教强调入世，教徒们不仅要静坐修行，还要下山治病、做法事。

在封建社会还得宣传甚至研究一些奇门遁甲、伏虎降魔之术，炼丹、中医、算术、风水、五行八卦需样样精通。

所以入道教的门槛很高，不仅要有悟性，还得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而在当时社会残破、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识字率极低，能够满足道教门槛条件的少之又少。

至于佛教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所谓佛渡有缘人，只要够虔诚，给足香火就可以。这就导致佛教信徒远远多于道教，群众基础比道教强出太多。

574年，宇文邕第四次召集佛道大集于京师，自己更是亲临太极殿主持讨论，受宠信的道教门人张宾与僧人智炫辩论始终落于下风。

此时宇文邕对佛教的厌恶已到达极点，他亲自下场辩论，怒斥佛教不净，藏污纳垢，历数佛门种种弊端。

而智炫不仅没有退缩，反指道教更不净，更是顶撞宇文邕。

和尚慧远甚至说：

“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

大意是陛下依靠权力毁灭佛教，是邪恶的行为，地狱不分贵贱，难道陛下不害怕吗？

面对无端威胁，宇文邕丝毫不惧，厉声喝道：

“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

作为九五之尊，宇文邕不容威权折损，既然佛门挑衅在前，自己不得不出招。

辩论结束后，宇文邕下诏禁佛，毁灭寺庙经书，沙门僧侣还俗，其余珠宝钱财全部充公，而且这一次捎带着把道教也抄了。

因为宇文邕不允许任何宗教一家独大，更何况道教已无利用价值。这场灭佛运动持续整整四年，直到宇文邕于578年病逝在北征柔然的途中才算终止。

这场灭佛取得明显的效果，三百万僧人还俗，数千座寺院及财产被没收，腾空大量土地资源，兵员、税源得到极大补充，北周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国力得到提高。

而且宇文邕灭佛较拓跋氏灭佛的一个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屠戮僧人，避免可能遭受的社会危机。

经过这次灭佛行动，宇文邕进一步集权，可以充分调集全国人力物力，577年，宇文邕率领北周大军灭掉北齐，为不久后隋朝统一全国打下雄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