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 1938 年决然逃离延安，很多人以为他是畏惧毛主席，实则不然，张国焘真正忌惮的另有其人，此人便是王明。

回溯到长征那段关键时期，张国焘犯下分裂红军、擅自另立中央这般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其行径恶劣至极，枪毙他都不为过。

然而，毛主席秉持着一贯的治病救人理念，对待犯错误同志，只要能认识并改正错误，便给予重新出发的机会，并未对张国焘施以重罚。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推荐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长期在西安履职，边区政府的工作实际上由张国焘代理主持，足见中央对他的宽大与期望。

一方面，毛主席向来主张对犯错误同志采取挽救教育的方针，并非一棍子打死。就像博古，曾给中央和红军带来惨痛损失，致使中央苏区丢失，可在其认错后，毛主席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让他先后担任中组部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

张国焘与博古情况类似，且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资历更为深厚，中央自然希望他能改过自新，重回正轨。

另一方面，张国焘背后代表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四方面军。从团结红军力量、避免内部出现分裂的角度出发，中央对他的处理秉持着谨慎与宽容。

尽管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始终保留着让他重新回归的通道，张国焘对此自然也十分清楚，内心对中央的宽大处理充满感激。

但 1937 年 12 月，王明与康生、陈云一同返回延安，局势就此发生变化。

王明凭借在共产国际受宠的背景，归来时宛如钦差大臣，行事作风极为高调，对原本中央做出的诸多决定肆意推翻，一心想要独揽中央大权，其中就涉及到张国焘的相关事宜。

王明一回延安，便迅速将张国焘叫到跟前，告知他一个令其震惊的消息：李特和黄超已经招认自己是托派分子，并且都已被枪毙。

张国焘听闻，内心大为震撼。李特身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黄超则是张国焘的秘书，二人皆是张国焘的忠实拥护者，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之时，始终追随左右。

如今听闻他们被定性为托派分子并遭处决，张国焘怎能不心生恐惧，担忧自己的命运。

所谓托派分子，其源头来自苏联的托洛茨基，因反对列宁，对共产主义事业持悲观态度，在苏联遭受严厉批判。

受苏联影响，中国共产党也开展了对托派分子的批判行动。例如，早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被认定为托派分子，进而被开除党籍。

王明此次回国，肃清党内托派分子便是其重要任务之一。所以，当他对张国焘提及李特和黄超之事时，张国焘内心的惶恐可想而知。

王明的行事手段，张国焘再清楚不过。早年他在鄂豫皖根据地主导的大肃反运动，便是执行王明的路线，如今同样的命运似乎要落到自己头上，怎能不让张国焘夜不能寐、惶恐不安。

于是，到了 1938 年 4 月，张国焘趁着前往祭奠黄帝陵的机会，偷偷登上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车，自此踏上叛逃之路，一去不复返。

彼时南京已经沦陷，蒋介石政府迁至武汉，蒋鼎文便将张国焘秘密送往武汉。巧合的是，中共长江局恰好也设在武汉。

长江局副书记周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李克农前往车站蹲守。待张国焘抵达武汉，便将他 “请” 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以周公出色的口才和卓越的办事能力，本有很大把握说服张国焘回心转意，回归革命队伍。但不巧的是，长江局书记正是王明。

张国焘深知王明的为人和手段，即便对周公再信任，此时也不敢留下。周公见劝说无果，便向张国焘提供了三条路供其抉择：

其一，认识并改正错误，重回党组织，为党继续工作，这是党中央所期望看到的；

其二，向党组织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调整自身状态；

其三，自行声明脱离党组织，党组织也将依法依规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思索良久，最终给周公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

从这一刻起，张国焘彻底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成为革命的叛徒，其行径也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