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DeepSeek的创始人梁文峰是广东湛江人，于是，网上有不少人在问：

『一直都说广东是改革创新的领头羊，为什么广东湛江的人才梁文峰没在广东创业，而是选择在杭州租房创业呢？』

其实吧，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确实长期扮演着创新引领的角色，但具体到人才流动和创业选择，需要从更复杂的现实维度来理解。

梁文峰选择在杭州而非广东创业，我想，这其中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逻辑：

一、产业生态的差异化竞争

首先，广东的创新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且规模庞大的特点。广东拥有超 7.6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还有超 800 万家企业、超 135 万研发人员、722 万高技能人才以及 2019 万技能人才，共同构成了强大的科创队伍。

以华为为例，作为全球知名的通信设备和智能终端制造商，华为在广东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持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 5G 通信技术、芯片研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研究。其研发的 5G 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不仅推动了通信行业的发展，还为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亚迪则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佼佼者，在广东拥有完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自主研发电池技术、电机技术和电控技术，比亚迪推出了多款畅销的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这些大型企业在各自领域积极开展技术研发，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 AI 大模型、新能源汽车、工业母机等产业领域提供有力支撑。

而杭州的创新主体中，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策源地作用突出，阿里巴巴作为杭州的龙头企业，在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研发的阿里云，是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为众多企业提供了高效、稳定的云计算服务，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阿里巴巴通过搭建电商平台，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促进了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杭州的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生态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特别是浙江大学的科研成果不断转化为实际应用，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人才储备。例如，浙江大学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医疗影像诊断、智能安防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提高了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和安防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以DeepSeek这类AI企业的技术方向为例，杭州在数据资源、算法人才储备、科技投资活跃度等方面可能更契合其需求。

而广东虽然整体经济强劲，但优势集中在深圳的硬件制造、广州的商贸物流以及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与杭州的产业定位存在差异。

湛江作为广东的非核心城市，其本地资源难以支撑前沿科技创业，人才向一线城市或专业型城市聚集是自然选择。

但为何不选深圳而选杭州？这恰恰说明中国城市竞争已进入“垂直领域专业化”阶段——创业者不再简单追求“北上广深”标签，而是精准匹配自身行业所需的生态位。

二、区域经济格局的深层演变

广东内部的“双城记”现象（广深两极突出）导致资源过度集中。2023年数据显示，深圳单市GDP占全省1/4，而湛江所在的粤西地区人均GDP仅为珠三角的1/3。

这种悬殊差距使得非珠三角城市的创业者面临双重困境：本地市场容量有限，核心城市成本过高。

相比之下，杭州作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既有成熟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又避免了上海的超高成本压力，形成独特的“性价比优势”。

更重要的是，长三角的协同效应正在超越单一省份边界。

杭州与上海、南京、苏州形成的“2小时产业圈”，能够快速整合技术、资本、人才资源，这种跨区域联动能力对初创企业尤为重要。而广东内部广深与周边城市的联动仍显不足，“虹吸效应”强于“溢出效应”。

三、政策红利的此消彼长

广东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构建 “基础研究 + 技术攻关 + 成果转化 + 科技金融 + 人才支撑” 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上成效显著，形成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的良好生态，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持续释放。

例如，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支持。

而杭州在人才政策上的创新更具针对性。例如“创业失败政府代偿贷款”政策，直接降低初创企业风险；余杭区对人工智能企业的税收返还比例高达地方留存的90%，这种精准扶持远超过广东多数地区“普惠式”的补贴政策。

此外，杭州的“场景开放”策略形成独特优势。政府主动为AI企业开放城市治理、医疗、交通等领域的试验场景，这种“用市场换创新“的模式，比广东传统的资金补贴更能吸引技术驱动型企业。

四、人才流动的新逻辑

新一代创业者的选择早已突破地域限制。梁文峰的选择本质上反映的是“用脚投票”的市场理性：哪里能最快实现技术商业化，哪里就是最佳选择。

杭州的资本市场对AI领域更敏感——2023年杭州人工智能领域融资事件占全国18%，超过深圳的15%。这种细分领域的比较优势，往往比省级行政边界更具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近年出现“隐形回流”现象：许多从杭州、北京成长起来的企业，在扩张阶段选择将制造中心、数据中心落户广东，形成“前端创新在长三角，后端落地在珠三角”的格局。

这恰恰证明区域经济正在走向功能互补而非零和竞争。

结语：超越地域标签的创业选择

梁文峰的选择不能简单归咎于“广东创新力不足”，而是中国区域经济深度分化的缩影。

当城市竞争进入2.0时代，“全省一盘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细分领域的创业需求。

杭州的崛起证明：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在于能否在特定领域构建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

这对广东的启示在于：与其追求“大而全”的创新能力，不如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打造更垂直的创业生态，让“广东创新”从规模优势转向质量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