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平
今天是母亲节，一大早，长女便忙开了。她先是拨通了大姨的电话，清脆的声音里满是真诚与热忱：“大姨，首先祝您母亲节快乐！姐姐不在您身边，我想请您、大姨夫，还有三姨、三姨夫中午来和我们家聚聚，一起陪姥姥过节！”孩子的姥姥如今住在三姨家，长女随后又给三姨打电话，先是请三姨转达她对姥姥的深深祝福，接着又细细地把自己的心意讲给三姨听。
听着孩子这般用心的安排，我满心都是欣慰。可这温馨的场景，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内心深处那扇关于母亲的门。一瞬间，对天上母亲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酸涩之感迅速蔓延至全身，泪水不受控制地模糊了双眼。
我快步走到母亲的遗像前，缓缓停下脚步，双手郑重地合十，然后深深地弯下腰，虔诚地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是生平第一次，我鼓起勇气，用颤抖的声音向母亲表白：“祝天上的妈妈节日快乐！”照片里的母亲，依旧是那副甜蜜的模样，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对我微笑。望着母亲的遗容，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哽咽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泪眼婆娑中，我似乎又听到了母亲那爽朗的笑声，那笑声曾陪伴我度过无数个美好的时光。
再过几个月，就要为母亲举行十周年的祭拜仪式了。今日恰逢休息，又无其他特别之事，我便肃然静坐在母亲的遗照前，任由思绪飘飞，那些母亲在生之年的琐事，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母亲这一生，历经无数艰辛。她生育了八胎儿女，可命运却对她如此残酷，早早地就收走了一儿一女。大姐下面原本还有个姐姐，只是在两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病，得不到妥善的医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本应排行老七，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六。记忆中，我下面还有个小弟弟，他那乖巧可爱的模样，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可和夭折的姐姐一样，小弟弟也在两岁多的时候，因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便成了家里的“垫窝”。
听村上的长辈们说，弟弟长得十分俊气，而且格外机灵，村里的男女老少，见了他都忍不住伸手抱抱、亲亲。每次听到他们夸赞弟弟，我总会涨红了脸，心里既骄傲又有些酸酸的，还带着点小孩子的傲气，用那略带醋意的眼神逼视着对方。
弟弟的离去，让幼年的我又重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噙住了母亲的奶头。这一习惯，竟一直持续到我八岁上学。每天早上，我都要把头钻进母亲怀里，吮吸几口，尽管那时母亲早已没了奶水，而且长期的劳累和失去幼子的打击，让她落下了病根。记忆中，同学的羞辱、父亲的训斥、兄姐的怒怼，都没能让我心甘情愿地离开母亲的怀抱。可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的病情愈发严重了。
此后的数年，母亲一直卧病在床。直到1979年年底我参军离家的前夜，在兄姐的搀扶下，母亲才第一次挣扎着坐起来。她先是在炕上洗漱，仔细地梳理着头发，又洗净双脚，裹好小脚。随后，她叫大姐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出嫁时封存已久的首饰，郑重地插在头上。兄姐们一边帮她整理，一边故意打趣：“妈，您这么打扮，是要出嫁吗？”母亲靠着墙，慢慢把一双绣着精美花纹的鞋扣在三寸金莲上，只是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没有理会他们，那旁若无人的神情，仿佛此刻这世界上只有她自己。
兄姐们只顾着为母亲能坐起来而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唯有一向铁面的父亲，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贴在大姐耳边，沙哑着声音，喃喃低语。大姐听后，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腿一软，失声跌坐在地上。我被大姐的举动吓了一跳，还以为她不小心滑倒了，赶忙上前去扶。可就在我弯腰伸手的瞬间，大姐一骨碌爬起来，眼眶泛红，什么也没说，就冲出门外。我傻傻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声音哽咽地对我说：“快出去看看你大姐。”我这才回过神来，急忙跑出门外。
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寒风刺骨。山村冬季的夜晚，除了间歇传来的几声狗吠，寂静得让人害怕。一阵冷风呼啸而过，风声如泣，仿佛有人在低声哭泣。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鬼故事，此刻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顿觉毛骨悚然，慌乱地转身，向家里张皇逃窜。就在这时，背后突然有人呼喊我的乳名，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姐。我瑟瑟发抖地迎上去，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问道：“姐，你跑出来哭啥，把我吓得。”姐姐的语气有些沉重，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格外清晰：“今晚你就睡在妈妈旁边。”我心里一阵疑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一个即将出征的五尺男儿，还要跟着母亲睡？我虽没有反驳，但也没有应声。大姐又接着说：“你别不懂事，知道爸刚才给我说啥了？”我摇了摇头。大姐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难过：“妈今晚这么用心，是怕你这一走，以后回来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一刻，我只觉得仿佛有一颗炸弹在心中轰然炸开，整个人在冰凉的夜幕中，仿佛被炸成了一地碎片。
我们姐弟六个，出生时间相差最近的只有十几个月，最长的也不足两年。我已记不清是哪个姐或哥出生在元月，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让子女们过年能穿上新衣，或是有拆洗干净的衣服，她在月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被窝里，纳鞋底、缝衣服。春节的清晨，哥哥姐姐们穿着崭新的衣服，欢天喜地地冲出门外放鞭炮、走亲戚、找小伙伴玩耍，而母亲却在那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一脸憔悴，带着满身的疲惫，刚刚入睡。
母亲是个极其爱干净的人。即便病魔缠身，长期卧病在炕，只要父亲以及兄姐们外出干活或是有事离开家，她总会吩咐烧好一大铁锅热水，让我把门插好，然后自己仔细地清洗小脚。洗完后，她会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修剪指甲，再在脚心放上一团棉花，用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裹脚布，把小尖脚缠得紧紧绷绷，裹脚布的扎口也封得利利索索。她换下的内裤和裹脚布，总是亲自用肥皂反复搓洗，直到洗得干干净净，自己低头长嗅，确认没有异味后，才交给我晾在院子里日头底下的铁丝上。在母亲瘫痪在炕的十几年里，这些事她从不让别人代劳，而且总是避开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坚持自己动手。
解放后，人民公社时期，父亲是村里唯一读过两年私塾的文化人。虽然我家被定为中农成分，但村里还是指定他担任大队会计。父亲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晚上还要到“社房”加班记账，每晚都要忙到夜深才回家。其实，父亲晚上在“社房”也不完全是忙于账务，有时会和村干部开会，有时会和他们闲聊、打牌或者下棋。母亲担心父亲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吃不消，总是让三姐每晚为父亲做夜宵补补身子。起初，我会在火灶旁等父亲，等姐姐做好饭，就跑到大门外的石坡下等。要是实在等不回来，就和衣躺进被窝继续等。不知有多少次，半夜三更被母亲叫醒，只为能分得父亲一点汤食或是一小块干饼。三姐总是做好饭后，就地趴在灶边等，她也能和我一样，享受这份待遇。不过，她除了要提前把饭做好，饭后还得洗锅刷碗、压好煤火才能睡觉。记忆中，母亲从来不吃一口为父亲留的饭，她总说自己吃药太多，内火太盛，什么东西都没胃口，只想喝水。当时，我还以为母亲说的是真的，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那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黎明，一阵急促的拍窗户声和敲门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在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说，在县城农机厂上班的二姐出事了。她上晚班时，不小心分了心，头发被绞进了机床，半张头皮被掀掉，半只手也被绞进了机床，正在县医院紧急抢救。因为手术风险极大，需要家属签字。父亲和大哥来不及多问，跟着厂里送信的人，一路朝着县城飞奔而去。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猛地坐起来，连衣服都来不及披，头发也顾不上整理，光着肩膀就双手合十，嘴唇颤抖着，不停地发出沉痛的祈祷声，泪水像决堤的洪水般喷涌而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以前做了恶梦，梦到不吉利的事，都会用这种传统的“圆梦”方式来化解，她的神情无比虔诚庄重，丝毫不亚于在大庙里拜神。但这一次，她那震人心魄的悲鸣，伤痛欲绝的表情，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心有余悸。不知母亲哪来的力气，平时连翻身都气喘吁吁，此时却自己穿好衣服，若无其事地就要下炕。我正惊讶不已，她却突然狠狠地摔倒在地上，哭喊着二姐的名字，拼命地向门外爬去。她的哭声越来越惨烈，惊得左邻右舍的乡亲们纷纷赶来。大家一起把母亲抬回炕上，母亲却晕厥了过去，身体变得软绵绵的。乡亲们又惊又怕，有的掐人中，有的扎针，有的在灶火上烧面蛋驱邪，有的用艾香熏鼻子，还有的往她脸上喷水……
母亲终于苏醒了，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指着我的头骂道：“你这个祖宗还站在这里干啥，快追上你爸，告诉他一定救活你二姐，把她拉回家来！”
此时，天已蒙蒙亮，两个本家男人带着我，飞奔着去追赶父亲和大哥……
二姐命大，虽然伤得很重，但总算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二姐伤好出院后，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再回城里上班，硬是逼着她回家务农了。
1980年，父亲从会计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领着公社每月给的几块补助，在家闲做农活。大哥头脑灵活，当村里的人还在观望形势的时候，他第一个走出农门，进城做起了买卖。他先是在县城租了一块空地，支起帐篷卖小吃。两年后，手头有了些积蓄，便到市里开了一家卖烟酒食品的小卖铺，交给大嫂打理。可大嫂没什么文化，经营不善，大哥便想委托他人代管。父亲觉得这样不妥，和大哥商量后，把货物盘了出去，折了价，自己接手了店铺。
六十多岁的父亲，带着拄着双拐的母亲，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独特的创业之路。大嫂心里不服气，在村里说些风凉话，还和大哥闹别扭。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进货，留下母亲守店。他们每天都经营到很晚才关门。母亲一天学都没上过，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识数。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就按图索骥，靠着商品的商标图案给客人取货。如果客人买一瓶啤酒是八角五分，要五瓶，付五元整钱，母亲就会用一瓶付一元找一角五分，两瓶付两元找三角的方法，以此类推，加小不加大，准确无误地算出应找的零钱。街上有些人想糊弄母亲这个乡下老婆子，故意拿大面额的整钱，同时买几种价格不同的商品来刁难她。没想到母亲见招拆招，用她独特的口算方法，分毫不差地算出价格，而且越用越熟练。有时候，父亲拨拉算盘还没算出结果，母亲就已经给顾客找好零钱了。父亲有些不相信，总要再用算盘多拨弄几次来证实，可多数情况下，都是母亲算得又快又准，让父亲这个算了一辈子帐的老会计，都不禁感叹威风不再。
母亲一心想着要给我成家，得知我参军第二年就考入了军校，她就像吃了灵丹妙药一般。原本狭小的空间里，她起初靠着两个拐杖艰难地移动，渐渐地，她能丢开一个拐杖走路了。两年后，在脚地只需一手轻轻扶着柜台，就能自如行动。三五年过去，她走路竟完全恢复了正常。母亲就像重新焕发生机的金属，又似万物复苏的春天，浑身充满了力量。她将年轻时善于持家的本事再次施展出来，不仅帮大哥付清了欠下的店款，还额外多给了一些。其他儿女也多多少少得到了二老的接济。亲戚和村里人找上门来，只要能帮得上忙，母亲总是尽心尽意，无微不至。
今天中午，岳母、妻女及外甥外孙一众亲属围坐在餐桌旁。我站起身来，本想振振有辞地发表致酒辞：“今天是母亲节，我生平以自然的心情正式投入这种礼仪，记得母亲在世时……”可刚一提到“母亲”二字，喉咙便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我原本想说，平生都没有亲口对母亲说一句“母亲节快乐”，还想借此机会，启发在座母亲健在的儿女，一定要勇敢地表达对母亲的爱，哪怕只是一句温馨的祝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亏欠母亲太多太多。可此刻，我满心的话语，都化作了泪水，滚滚而落，泣不成声。
母亲留给我的回忆，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她的聪慧、善良、顽强，以及那无私的母爱，永远值得我敬仰和怀念。母亲享年81周岁，或许她本可以再多活几年，可就因为我曾有过分摊义务的私心，没有尽到全部的力量去照顾她。我吃了母亲两个孩子的奶，却连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都没有付足。此后的日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愧疚在我心里愈发沉重。母亲，但愿您在天之灵能宽恕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但愿您能听到不孝儿子平生第一次用语言亲口说出对您的敬爱：“妈，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