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烂的“井冈之花”贺子珍在1937年8月前往苏联学习治病，她单纯的以为“强国”没有烦恼，可实际却大相径庭。

1941年6月22日苏联爆发了卫国战争，年轻的红军战士源源不断的开赴前线，树边到处挂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被粉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标语。

论说贺子珍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女英雄”在中国革命最为困苦的十年，是她陪着毛主席风雨同舟，她应该已经习惯了战争，可1941年的时候不一样。

贺子珍的身边不只有自己，还有岸英兄弟和李敏三个孩子，她不想做苏联的铠甲，只想用织衣种菜的踏实守护住小家的平安。

她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艰难存活，最终在1947年8月经着王稼祥夫妇的帮助回到东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

贺子珍对王稼祥说谢谢，毛主席也曾经对他说过这句话，不过不是因为自己的小家，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相信，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一切还要从遵义会议开始说起。

人人皆知遵义会议是我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可其中的“触目惊心”知道的却并不多。

要知道毛主席虽然笔迹铿锵有力，但为中国革命旧址题字的机会却并不多，可在1964年他却亲笔写下“遵义会议会址”六字。

遵义会议凭什么这么重要？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遵义会议召开的契机开始讲起。

进入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空气中始终弥漫着驱散不尽的硝烟，同志们的脸上也挂着肉眼可见的紧张，这一切都是因为蒋介石。

他因自己的私心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四次“围剿”，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之后，不仅士气顿失，反而愈挫愈勇，在汉斯·冯·塞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自恃万无一失能够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150万国民党军队、270架飞机外加200门大炮是国民党的蓄势待发，他们决心以瑞金为目标，形成一个150公里的包围圈，用铁丝网隔绝交通，用密集的火力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往来，最后将红军逼到狭小范围内进行决战。

对于这份“铁桶计划”，蒋介石可谓是胜券在握，为了一举成功，他在保密工作上也是相当之用心，在每份核心文件上都标注了“绝密”字样，下令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照收件人的编号签字领取文件。

蒋介石是千防万防，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会议结束的当晚共产党就获知了“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

做出让蒋介石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莫雄真的是豁出去了自己的生命危险。他在1930年就与周总理、李克农建立了联系，因为这样，在得知蒋介石的激进做法之后，经过反复思考，莫雄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交予了项与年。

已是不惑之年的项与年决心亲自将这封情报送出，于是他立即找来地下党员刘亚佛和卢志英，三人连夜将机密情报用特殊药水写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

等到天色吐白所有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就这样，项与年打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可他低估了形势的严峻。

沿途经过的每个村子都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全部被严密封锁，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可消息是刻不容缓，项与年不再走大路，而是选择在山林中穿行露宿。

危险自是削减不少，可也掐灭了很多项与年的便利。没有粮食的补助，他只能用野果山泉充饥，为了不被当做“赤匪侦探”，项与年抓起石头直接敲下自己四颗门牙。

肿胀的双腮让其面部变得狰狞，几日的山间奔波也早已让他变得蓬头垢面，自恃高贵的国民党自是不愿与叫花子多费口舌，这才让项与年有惊无险的度过敌人层层哨卡，在1934年10月7日抵达瑞金，将绝密情报交给了党中央。

见到项与年的第一眼，周总理与李克农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熟的部下，可形势不等人，面对即将到来当的极度危险，李德、博古与周总理也很快思考起了对策。

彼时的形势已经颇为危急。

敌人在宁都、石城的无往不利造成我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我军实行战略转移，在红军突围走后的第十天，蒋介石的喽啰们兵临瑞金城下，可是等待他们的却只剩下一座空城。

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蒋介石听到消息是气到暴跳如雷，在医院直接破口大骂，但却为时已晚，他不仅再一次落空了一网打尽的妄念，就连是谁走漏了消息也打听不到。

如此说来，我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可谓是大获全胜，可事实却不尽然。

因为李德和博古的思想掉了链子。

面对敌人的强大进攻，李德与博古畏敌如虎，不敢举行打击敌人后方的有力进攻，也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稳中求胜并没有错，可1934年的局势却是只能殊死一搏，李德与博古的畏手畏脚让我军以短促打击应敌，直接造成人员的大量牺牲。

惨重的伤亡验证了此举不合理的事实，可是面对毛主席“聚集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歼灭”的建议又被李德与博古一口否决。

经过一年的战争，本有胜算的第五次“反围剿”竟只剩下长征一条希望，原本的八万红军也只剩下三万不到。

已然是这般的不可饶恕，李德与博古却依旧冥顽不灵，坚持要部队按照前往湘西的计划行进，这一下，毛主席实在是忍不了了。

心狠手辣的蒋介石肯定能预测到红军要去湘西，自然会在那设下重兵包围，如果红军真这么做，那就是自己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又义无反顾的往火坑中跳。

李德与博古自己想不开，毛主席不会让整个红军陪他们再冒一次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的贵州召开了。

作为发言的第一人，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是一言不提，直接一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

蒋介石有备而来这一点是无可否认，可若不是李德和博古的放不开，红军不会经受这般的巨大损失，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国民党的身上而不反思自己，王稼祥是不予接受，张闻天亦是如此。

“我讲点意见”一句高喊让大家齐刷刷看向了张闻天，博古和李德是如坐针毡，可张闻天却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一样，走上台直接就是一句“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是不正确的”。

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毛主席从理论到实践，从军情到国情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博古与李德二人的头越来越低，相较于博古发言时稀稀拉拉的掌声，毛主席下台后的震耳欲聋足以鉴别部队对二人认可度的真章。

“未来由谁担任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问题”被引到水面，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谁都想引玉却不想抛砖，主动戳破窗户纸的人正是王稼祥。

他强忍身体上的剧痛起身直截了当表明“红军应该交由像毛泽东这般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他成为了支持毛主席的第一人，因此毛主席才在日后评价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给我了关键一票”。

王稼祥表明态度之后，张闻天、朱德、周总理、彭德怀等人也纷纷响应，最终让毛主席成功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工农红军也由此转危为安，迎来了胜利的开始。

对于毛主席而言，王稼祥在危急时机的肯定是自己的荣幸，可一个是农民出身，一个留洋回来就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二人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了关联？

事情还要从1933年的4月开始说起。

作为一名早年就留学苏联，对马列主义有着很深造诣的人物，王稼祥回国之后就担任了重要职务，即便长征开始的时候只是政治局的后不畏权，但在内部说话的时候却是有很重的分量。

只可惜，敌人的枪眼无情，在1933年的4月，王稼祥不幸在敌人的空袭中中弹受伤，有限的医疗条件没有麻药，他就硬生生的忍着剧痛挨过了八个小时的手术。

可即便这样，弹片还是没能取出来，只能进行保守治疗。

好巧不巧的是，红军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长征，腹部插着管子的王稼祥只能躺在担架上出发，彼时的毛主席因为大病初愈，身子非常的虚弱也被安排在了担架上，两名伤病员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相识了。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让两人从陌生走向熟悉，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独到见解也深深的打动了王稼祥，在所有人还在说毛主席是一个难能可贵人才的时候，王稼祥已经隐隐有了“中国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信赖毛泽东”的意识。

这样的感觉，张闻天也有。毛主席用自己的实力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有了说话的权利之后，他直接结束了接着往湘西走的路线，转而向国民党防守最为薄弱的贵州进军。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1935年2月，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天险，赢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毛主席的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道从头越”的气壮山河描述的正是这件事后的心潮澎湃。

在与蒋介石的博弈中，毛主席笑到了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10月1日宣告成立，而在首都的定址上，王稼祥也有一份功劳。

1949年1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参会的王稼祥单独去看望了毛主席。

“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首都应该定在哪个地方？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北平。此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加上明清两代也有在此建都的历史，会给民众一种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历史，然后快速接受的可能”。

王稼祥的分析头头是道，毛主席连声称赞，北京就此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都。

对于王稼祥，毛主席始终有一份敬重，对于毛主席，王稼祥也始终有一份敬仰。遵义会议后的起死回生，二者都有不可代替的功劳，王稼祥投出的那关键一票改变的不只是毛主席，还有中国。

或许没有那一票，中国历史就会迎来新的走向。只是中国领导们没有让分岔路出现，而是坚定带领全党全军全民坚定不移的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