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贺龙元帅是我党开国元勋之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帅，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可就在1952年，正当贺龙在大西南剿匪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一个意外的任命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毛主席通过邓小平转达了他的想法：希望贺龙能够担任新成立的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这样的安排着实令人费解：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为何要离开熟悉的军队岗位，转而去管理看似与其毫不相干的体育事业？难道这位＂沙场老将＂真能在体育领域大展拳脚吗？

一、一纸调令震动全军

1952年的夏天，大西南的天气异常闷热。贺龙正在四川主持剿匪工作，这天刚刚开完一个重要会议，就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

电话是邓小平打来的，这位与贺龙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开门见山地说：＂老贺啊，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中央准备成立国家体委，毛主席的意思是想请你来当这个主任。＂

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西南军区炸开了锅。当时的贺龙不仅是剿匪主帅，还兼任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正带领部队打通川藏公路的最后几个路段。

军区的同志们纷纷议论：贺老总可是带兵打仗的行家里手，让他去管体育，这不是要让老虎改行吃素吗？可是毛主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其实在这之前，体育界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1952年7月，新中国第一次收到了奥运会的邀请函。但由于种种原因，等中国代表团到达芬兰赫尔辛基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十天。这件事让中央意识到，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亟待加强。

贺龙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而是先问了一句：＂小平同志，你看这事该怎么办？＂邓小平说：＂主席专门找我谈过，他说你在部队里不仅会打仗，还特别注重部队的体育锻炼，当年你们120师的篮球队可是打遍西北无敌手啊！＂

这句话勾起了贺龙的回忆。抗战时期，他就在部队里推广体育运动，成立了＂战斗篮球队＂。那支球队不仅为部队带来了欢乐，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战士们的体魄，提高了战斗力。

第二天一早，贺龙就给邓小平回了电话：＂既然是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贺龙的表态在军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说这是委屈了贺老总，也有人说这是重用。但更多的人却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贺龙？

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毛主席选择贺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来贺龙在部队就重视体育工作，二来他性格坚韧，从不服输，三来他为人直爽，说干就干。这些特点，正是新中国体育事业起步阶段最需要的。

就这样，1952年11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贺龙正式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从带兵打仗的将军，摇身一变成了管理体育的主任，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二、铁血将军转战体坛

从西南军区到体委会，贺龙面临的不仅是工作环境的改变，更是一场全新的挑战。1952年11月的一天，贺龙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的体委会办公室，发现连基本的办公桌椅都不齐全。

＂这里比当年八路军总部还要简陋啊！＂贺龙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说道。确实，当时的体委会可谓是白手起家，连政务院核定的239人编制都招不满，更别说开展具体工作了。

但贺龙并未因此气馁。他说：＂当年在湘西打游击的时候，不也是从零开始的么？＂于是，这位老帅一头扎进了体育工作中。

第一件事，就是要组建一支得力的团队。贺龙深知，搞体育工作和带兵打仗一样，都需要内行人。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部下张之槐。

张之槐是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在抗战时期担任过贺龙的秘书，同时还是120师＂战斗篮球队＂的队长。1952年底，张之槐已经是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干部处处长，正赶上全军大授衔，前途一片光明。

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对张之槐说：＂国家体育事业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你要是担心军衔的事，我给你打包票，到体委工作同样能为国家作贡献。＂经过深思熟虑，张之槐最终选择了追随老长官。

有了张之槐这个得力干将，贺龙又相继找到了朱德宝、张联华等曾在部队打过篮球的老战友。这些人虽然不是体育科班出身，但都有实战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闯劲。

1953年春天，贺龙召开了第一次体委工作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搞体育工作和打仗一样，都要讲究战略。咱们现在要打一场提高全民族体质的硬仗！＂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贺龙常常带着工作人员下基层调研。有一次，他去北京体育学院视察，看到学生们在寒风中训练，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给了一个冻得直打哆嗦的运动员。

在贺龙的带领下，体委会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他提出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训练体系，要把运动员选拔、培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他还特别强调：＂体育工作要以科学为指导，不能光靠一腔热血。＂

这位铁血将军对体育工作的投入和热情，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就连一些原本对他这个＂门外汉＂持怀疑态度的体育界老专家，也都被他的认真劲儿折服了。

正是在这种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的道路。贺龙带着他的团队，用军人特有的执行力和战斗精神，在中国体育的沃土上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三、突破禁锢谋发展

1954年初，一份关于重庆游泳选手涂广斌的报告摆在了贺龙的办公桌上。报告显示，这位游泳健将曾创造多项重庆市游泳纪录，但因为家中亲戚去过台湾，始终无法进入国家队。

＂这是什么规矩？＂贺龙拍着桌子说，＂运动员就该凭实力说话！＂当即，他召集体委会负责资格审查的同志们开会。会上，贺龙掷地有声地说：＂咱们要的是能为国争光的好运动员，不是他们的历史档案！＂

这件事在体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快，又一个类似的案例摆在了贺龙面前。上海女排名将曹其纬，因为其祖父曾是北洋政府高官而被拒之队门外。贺龙得知后立即指示：＂只要政治表现好，技术够硬，就要敢于录用！＂

在贺龙的坚持下，体委会逐渐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桎梏。一大批像涂广斌、曹其纬这样有实力的运动员，终于得以施展才华。这个决定，为新中国体育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1962年的一天，贺龙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日本女排主教练大松博文。这位刚带领日本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名帅，此时正在中国访问。

＂日本女排能夺冠，中国女排为什么不能？＂贺龙对助手们说。但当他提出要邀请大松博文来华执教时，却遭到了不少反对声音。

有人说：＂抗日战争才过去多久？请日本人来教我们？＂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引起非议？＂

面对质疑，贺龙态度鲜明：＂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国界！我们要向一切优秀的人学习。大松先生是排球界的专家，又专门研究东方人的体能特点，请他来指导正合适！＂

在贺龙的坚持下，1965年4月，大松博文正式来华，对中国女排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特训。这次合作，为中国女排注入了新的技术理念，也开创了中日体育交流的先河。

与此同时，贺龙还在体育宣传领域有了新动作。他发现，当时的报纸对体育报道都是点到即止，无法满足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1958年初，贺龙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创办体育专业报纸的申请。他在申请中写道：＂体育事业要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喉舌。＂

这份申请很快获得批准。当年3月1日，新中国第一份体育专业报纸《体育报》正式创刊。这份报纸不仅宣传体育政策，还开设了体育知识普及、运动技术交流等专栏，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体育热潮。

人们常说，贺龙打破了三道＂铁门＂：一是打破了政治成分对运动员的限制，二是打破了中日体育交流的坚冰，三是打破了体育宣传的沉寂。正是这三个突破，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四、全民体育新征程

1955年的一个春日，贺龙来到北京东单操场视察。看着挤满人的篮球场和几个在角落里踢毽子的年轻人，他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咱们的体育场地太少了，老百姓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这怎么行？＂

回到办公室后，贺龙立即召开会议，布置了一项新任务：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体育设施的现状。调查结果令人震惊：除了少数大城市有几个简陋的体育场地外，大部分地区连一个像样的运动场都没有。

＂这可不行！＂贺龙一拍桌子说，＂没有场地，体育运动从何谈起？＂于是，他亲自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加大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1958年春，贺龙多次到工地视察。有一次，他发现工人们正在为一处设计方案争执不休，便走上前询问情况。

原来是关于看台设计的问题。有人主张按原计划建设，有人则认为应该扩大规模。贺龙听后说：＂咱们建体育场，不是为了摆着看，是要让更多人用的。多花点钱没关系，但一定要考虑实用！＂

最终，工人体育场的看台容量扩大到了8万人，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体育场之一。在贺龙的推动下，全国陆续兴建了38座中小型体育场馆，为群众体育活动提供了场所。

但贺龙深知，光有场地还不够，还要有人来指导。195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一支业余体育教练员队伍，让他们深入基层，教老百姓科学锻炼。＂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落实。各地体委开始选拔退役运动员担任群众体育指导员。在北京，退役体操运动员李明德带着十几个年轻人，每天清晨在地坛公园教太极拳，很快就吸引了数百名市民参加。

贺龙还特别重视青少年体育。1957年，他在视察北京市少年体校时说：＂要想体育人才辈出，就得从娃娃抓起。＂在他的倡议下，各地纷纷建立了少年体育学校，为专业运动队输送后备人才。

让贺龙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到196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已超过千万，其中不乏老年人和儿童。在工厂，工人们每天坚持做广播体操；在农村，农民们利用农闲时节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一次，贺龙去河北农村视察，看到田间地头竖起了篮球架，农民们在地里干完活就打篮球，感慨地说：＂这才是我们要的效果啊！体育运动要扎根到老百姓中去。＂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体育知识，贺龙还组织编写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体育读物，内容包括＂工间操＂、＂广播体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这些读物通过各种渠道发放到基层，成为群众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指南。

五、开创体育新纪元

1956年8月的一天，贺龙接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墨尔本举行的奥运会选拔赛上，中国选手郑凤荣一举打破了女子跳高的亚洲纪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运动员首次在国际赛场上创造的重要纪录。

＂好！好啊！＂贺龙站起身，激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就是我们要的成绩！＂随后，他立即组织人员研究总结郑凤荣的训练经验，要求在全国体育系统内推广。

这一年，贺龙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纪录运动＂。他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体育领域也不例外！＂

很快，各个运动项目都制定了突破纪录的目标。贺龙经常深入训练场，了解运动员的训练情况。有一次，他看到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训练中多次失败，便走上前说：＂小陈啊，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咱们要有耐心，慢慢来。＂

在这种鼓励和支持下，中国体育健儿的成绩突飞猛进。到1960年，新中国运动员已经打破了145项世界纪录，获得了14项世界冠军。这些成绩，让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体育。

1963年，一个特殊的客人来到体委会：印度尼西亚乒乓球协会主席。他专程来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亚洲锦标赛。贺龙当即表示：＂体育交流是增进友谊的桥梁，我们一定参加！＂

这次比赛，中国队横扫金牌，尤其是荣获＂亚洲球王＂称号的庄则栋，更是让世界震惊。赛后，贺龙说：＂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飘扬！＂

但贺龙并不满足于个别项目的突破。1964年，他提出了＂全面发展＂的口号。他说：＂我们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让中国体育百花齐放！＂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体委会开始重点扶持一些基础较弱的项目。比如游泳，贺龙专门从上海请来了著名教练徐伯昆，组建了专业训练队。短短两年时间，就培养出了多名全国冠军。

到1966年，新中国已经拥有了3392名运动健将，210人获得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支庞大的运动员队伍，成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在贺龙担任体委主任的14年里，中国体育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项突破到全面发展。正如他常说的那句话：＂体育强则中国强，这是咱们的责任！＂

1966年，贺龙离开了体委会主任的岗位。但他为中国体育事业打下的基础，却为后来中国体育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那些在他任内创造的辉煌成绩，成为了激励后人继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