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女兵当兵不易，却不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这样一位刚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的女学生，原本已被北大西语系录取，却因一纸调令改变了人生轨迹。从军校到＂四清＂运动，从护理员到翻译骨干，她用30多年的时光，在军营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最终，她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空军大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切的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与坚持？为何一个即将踏入北大校门的高中女生，会毅然选择走上从军之路？
一、投笔从戎（1963-1965）
1963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北大报到。突然，隔壁王阿姨的女儿小燕跑来告诉我，学校要我们几个同学立即回校。
到了学校，发现教室里已经坐了十几个同学。大家交谈中得知，这些同学都收到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教导主任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这批同学将被分配到解放军院校。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家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正在整理他的军装。看到我犹豫的样子，父亲放下手中的军装，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皮箱。
这是一个军用皮箱，上面还留着父亲当年在东北剿匪时的标记。父亲打开皮箱，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文件和几张老照片。他指着照片上一群穿着破旧军装的战士说：＂这是1949年我们解放北京时的老照片。＂
＂那时候我和战友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部队教会了我们读书写字，教会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8月8日早上6点，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和其他十几位同学一起坐上了开往洛阳的火车。路上，我们这些＂准军人＂还帮着列车员给旅客端茶倒水。
到了军校，第一件事就是剪短发。我那头及腰的长发，在理发师的推子下瞬间成了短寸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还是努力忍住了。
新兵连里，我们这些女兵和男兵一样要完成各项训练任务。早上5点起床，6公里武装越野，单杠双杠，匍匐前进。训练场上常常能看到我们这些＂北京娇小姐＂摔得灰头土脸的样子。
记得第一次练习正步，我总是走不好。班长就在操场上一遍遍地纠正我：＂抬腿要高，落地要稳，胳膊要直！＂就这样练了整整一个下午。
有一次夜间拉练，我竟然把军裤穿反了。直到走到半路，才在战友的提醒下发现。大家都笑了，我也跟着笑了，心里却暗暗记住这个教训。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了军营生活的节奏。听到起床号就立即翻身下床，叠好＂豆腐块＂被子。吃饭冲锋号一响，立即列队去食堂。
1964年寒假，我第一次穿军装回家。路上，一位老大爷要帮我提行李，我立正敬礼说：＂同志，我是军人，我自己来！＂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军人的使命感。
二、理想信念的培养（1965-1966）
1965年春天，我在部队已经待了一年多。这天，李指导员找我谈话，说组织准备培养我入党。我连忙摆手说自己还不够格。
李指导员说：＂你看，你参加工作以来，表现很好。带领全班女兵拿下了武装越野第一名，还自学了无线电技术。组织认为你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
我说：＂可是我觉得自己还远远不够。党员要像江姐那样坚强，我做不到。＂
李指导员严肃地说：＂入党不是为了当英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入党的意义。
三天后，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记得第一次参加支部大会时，我看到一位首长带着孩子来开会。我立即提出批评意见。没想到这位首长不仅虚心接受，还说要互相称呼同志。
1965年9月，我被选派参加＂四清＂运动。坐了一天的卡车，终于到达了河北赤城县后楼村。
村里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房东大爷家里只有一条裤子，他出门干活要穿，13岁的儿子只能用麻袋遮体。8岁的女儿整天躲在屋里，因为没有衣服穿。
我和其他队员住在村民家里。房间是土墙，屋顶是茅草。晚上睡觉时，能听到老鼠在墙角窸窸窣窣的声音。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和社员一起去地里干活。有时候挖沟，有时候修水渠。我的手上很快就起了血泡，后来泡破了，又结了厚厚的茧子。
中午吃饭，常常是稀粥就咸菜。有时连咸菜都没有，就喝点白水。村民们说，能吃上一顿带油星的饭菜，就算是过年了。
一次到县城开会，食堂有馒头吃。我一口气吃了七个，旁边的同志都笑了。那时才知道，自己已经饿习惯了。
冬天来了，村里的孩子们穿得很少。我把自己的棉衣送给了房东家的女儿。其他队员也把自己的衣物分给了村里的孩子。
记得有一次和社员们一起打井。天寒地冻的，手都冻僵了，还要往下挖。一个老乡说：＂你们城里来的姑娘，受不了这个罪。＂我说：＂我们是来学习的，要和乡亲们同甘共苦。＂
村里的妇女们经常来找我聊天。她们说以前从来没见过女大学生，更没想到女大学生会和她们一起干活。渐渐地，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1966年初，村里打了一口新井。第一次打出清水时，全村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和其他队员也跟着欢呼。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
到了1966年6月，＂四清＂工作结束了。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们。房东大爷拉着我的手说：＂你就是我的女儿。＂老人的眼里含着泪水，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三、转折与考验（1966-1972）
1966年夏天，我从＂四清＂运动回到部队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部队里的学习和训练被打乱，我被调去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
第一天到医院报到，护士长给了我一个任务：照顾三病区一位重伤员。这位战士在一次训练中受伤，高烧不退已经三天了。
那时医院物资紧缺，连最基本的退烧药都不够用。我用凉毛巾不断地给战士擦拭身体，每隔两小时测一次体温，记录病情变化。三天三夜没合眼，终于等到战士的烧退了下来。
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骨科病房。这里的病人大多是在训练中受伤的战士。每天要帮助他们翻身、擦洗身体、换药。有个战士腿部骨折，石膏固定后无法动弹，我就一勺一勺地给他喂饭。
1968年冬天，一位老八路住进了病房。老人是淮海战役的老战士，因为旧伤复发住院。老人不愿意麻烦别人，总是强忍着疼痛。我发现后，每天晚上都去给他按摩伤处。
有一次，一位伤员突发高烧，需要紧急输液。可是值班大夫临时被叫走了，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立即按照以前学到的知识，给病人扎上针头，调整好滴速。等大夫匆忙赶回来时，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1970年初，我接到通知要复员。这对我来说是个重大打击。但组织上说，医院需要调整人员结构，我是高中生，应该回地方去。
回到北京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工人。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和军营里的生活完全不同。我常常站在机床旁边，回想在部队的日子。
厂里有个老师傅姓张，是个转业军人。他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教我钳工技术。我一边干活，一边坚持自学外语，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军营。
1971年底，部队突然来人找我。原来军区外事部门需要懂外语的人才，组织上想起了我。我二话没说，立即收拾行装重新穿上军装。
回到部队后，我被安排去学习俄语。从早到晚，我都在教室里背单词、读课文。晚上躺在床上还要默写生词。就这样坚持了半年，终于能够简单交流了。
1972年春天，我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外事接待任务。虽然只是在后勤组做翻译，但这次经历让我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我递交了去基层连队的申请，希望能在实践中继续提高。
科长拿着我的申请书说：＂你在医院工作成绩那么好，现在外语也有了基础，为什么要去基层？＂我回答说：＂只有扎根基层，才能真正了解部队，翻译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很快，组织批准了我的申请。临走前，科长给了我一本俄语军事词典，说：＂希望你能在基层连队发挥所长。＂我把这本词典一直带在身边，它成了我在部队继续前进的指路明灯。
四、成长与担当（1972-1985）
1972年秋天，我来到了空军某部担任翻译。这个部队驻扎在新疆边陲，条件十分艰苦。营房是土坯房，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房间里的水盆经常结冰。
第一次参加重要翻译任务是在1973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部队接待了一批苏联军事专家。会谈期间，我不仅要准确传达双方的意思，还要注意军事术语的专业性。一个上午下来，嗓子都哑了。
有一次翻译装备技术交流会议，涉及大量专业术语。我提前一周开始准备，把所有可能用到的专业词汇都记在小本子上。会议进行得很顺利，苏联专家还专门表扬了我的翻译水平。
1975年，部队组建了外语培训班。我被抽调去当教员。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还要编写教材。那段时间，我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备课，常常工作到深夜。
记得有个学员叫小王，俄语基础很差。我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半年后，他不仅通过了考核，还在一次重要接待中担任翻译。看到他成长起来，我比自己取得成绩还高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军营。部队开始同更多国家进行军事交流。我的工作也从单一的俄语翻译，扩展到了英语翻译。为了适应新形势，我开始自学英语。
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就用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操场上一边跑步一边听广播。遇到不会的单词就记在本子上，一天下来经常能写满好几页。
1980年，部队派我去北京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临走时，首长说：＂你可是我们部队的＇外语尖子＇，这次去一定要把英语学扎实。＂
培训期间，我和其他学员一起住在简陋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就在走廊的白炽灯下背单词。三个月下来，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英语口语，还学会了许多军事专业词汇。
1982年，我参加了中国与美国军队的首次交流活动。会谈中，我要在俄语和英语之间来回切换。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但也让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4年，部队成立专门的外事办公室，我被任命为主任。面对新的岗位，我深感责任重大。除了日常的翻译工作，还要负责培养年轻的翻译人才。
那年冬天，一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看着这些年轻人，我想起了自己刚入伍时的情景。我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1985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是去年来访的一位美军官员写来的，他说中国军队的翻译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封信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部队外事工作的认可。
五、筑梦新时代（1986-2000）
1986年春，我被调任军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年，中国军队的对外交流活动显著增多。我负责接待了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军事代表团。
一次接待英国代表团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英方代表在参观军营时，突然提出要去看士兵的宿舍。按照原定计划，这个环节并不在参观内容中。我当机立断，带领代表团去了一个刚刚打扫完的宿舍。英方代表看到整齐的内务、清洁的环境，连连称赞中国军队的优良作风。
1988年，我参与组织了首次中美海军舰艇互访活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了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我带领团队提前三个月开始准备，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位。
记得美国军舰到访那天，码头上下起了大雨。我和翻译组的同志们冒着雨接待美方官兵。一位美国水手滑倒了，我立即扶住他，并用英语询问他的情况。这个小细节让双方的气氛立即变得融洽起来。
1990年，我被派往联合国维和部队担任军事观察员。这是中国军队首次派遣军事观察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中东地区，我要同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军事人员打交道。
有一次在黎巴嫩南部执行观察任务，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地两个部落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都不愿意撤离。我用阿拉伯语同他们交涉，经过三天的努力，终于说服双方放下武器。
1993年，我回国后被任命为军区外事办公室主任。这一年，中国军队的对外交往进入了新阶段。我们不仅要接待外国军队代表团，还要组织我军代表团出访。
1995年春天，我带队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在莫斯科，当我用流利的俄语发表讲话时，俄方人员都很惊讶。一位俄罗斯将军说，中国军队的外事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参与了中英军事交接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项极其重要且庄严的任务。每一个用词、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经过反复推敲和演练，交接仪式最终圆满完成。
1998年，军区成立了外事干部培训中心。我被聘为首席教员。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深知外事工作的重要性。我把自己在维和任务中的经历编成教材，用实例教育年轻干部。
2000年，我迎来了从军生涯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我参与组织了多场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在最后一次外事接待中，我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发表了告别演讲。
临近退休时，一位年轻的翻译员送给我一本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着：＂您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为我们搭建了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本笔记本，也记录着中国军队对外交往的巨大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