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自网络；玛格丽特·杜拉斯 楚尘文化 四川

▲ 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把生活当做神话来过。”

神话或曰传奇，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一生的注脚。

60部文学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小说、故事、戏剧剧本、访谈）、7次戏剧改编、19部自导电影、7本剧本或对话、8部改编电影（以上数据参考《杜拉斯画传：爱、谎言与写作》后附《杜拉斯著作/电影列表》）——这位法国文学的传奇女性，以不断回溯的时间与记忆，构筑起一座充满激情与痛苦、欲望与绝望的文学艺术殿堂。

杜拉斯是作家的代名词，她视写作为命运，视书为护身符。这是她活着或者说抵抗死亡——被孤独围绕的“致命的危险”的理由。

——蕾蒂西娅·塞纳克《杜拉斯画传》

▲ 玛格丽特有一张被酒精摧残的脸（1962年）

作为祖国与殖民地的双重流亡者、家庭生活中被排斥的小女儿、长期遮蔽于男性话语下的女性写作者，杜拉斯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中。身份认同的缺失与确证成为杜拉斯一生的追求，她以大量的自传性作品重建自己的身份定位、重现自己的生命回忆，并最终建立起由无数张面具拼贴起来的“杜拉斯”形象。

一边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真实的生活，另一边则是她所讲述的生活……在岁月的流程中，她一直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于是，发现杜拉斯的生命真相成为一件极为艰巨的任务，哪怕对于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也是如此。

▲ 1955年，玛格丽特坐在圣伯努瓦街的露天咖啡馆

杜拉斯讨厌别人挖掘她的生活，她恨，根本在于恨除她之外的人写她。她对自己生命流程中的某些片段遮遮掩掩并非出于偶然。不准进入。杜拉斯花了那么大的耐心来构建自己这样一个人物，我想，我可能永远也等不来她同意的那一天。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尽管杜拉斯对阿德莱尔为其立传的想法不置一词，却仍然给出了一条似乎可以无限接近真相的路径——“为什么人们要来写作家？读他们的书应该就够了”（杜拉斯《写作》）。在编年阅读与谈话的努力下，阿德莱尔完成了对杜拉斯真实生活碎片的重组，试图为那些杜拉斯的信徒们提供一把解开其生命之谜的钥匙。

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不同版本的杜拉斯汇聚在一起，彼此观照，我不敢说能够揭示一个如此喜欢躲避的人的真相。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如果说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我的生活并不存在》是一场文字版的拼图游戏，那么蕾蒂西娅·塞纳克的《杜拉斯画传：爱、谎言与写作》则是对杜拉斯一生浮光掠影般的图文再现。透过这两扇窗，我们得以一窥这位杜拉斯神话背后的现实轨迹——但并非重现真相——

毕竟，“真实”这个词本身就是靠不住的。

01.

“一切都源自童年，我之后看到的都毫无用处。”

童年，任何一位杜拉斯读者都无法回避的两个字。

如果从一个人的童年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么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无限同情。也许我只是这样来看待别人的，因为在我的童年里，有一种让我觉得骄傲的动荡。

——杜拉斯未发表的手稿，现代出版档案馆档案

杜拉斯的大多数作品里，童年生活吐出的蛛丝无处不在：白人区道路两旁的金凤花，黄昏时被映照成玫瑰色的河水，覆盖着天鹅绒般绿色森林的山坡，成片的稻田、椰树林和盐场，当然也有打骂、尖叫与忽视，也有总督夫人与女乞丐。

▲ 很久以前，越南北部就开始种植稻米（1931）

对她而言，童年是故土乡愁与原生家庭的一体两面。印度支那的风物人情，成为杜拉斯日后创作不断回溯的起点；而畸形甚至疯狂的家庭生活，则早早为她的写作埋下草蛇灰线。

故乡、雨季、热带的酷暑，尤其是流入大海的河流，都将灌溉她的文学。……人生的电影放映的就是这些最初的画面。“一切都源自童年。我之后看到的都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无休无止的童年。”

——蕾蒂西娅·塞纳克《杜拉斯画传》

1924年底，杜拉斯跟随母亲从金边调往永隆，一个后来被她称为“意味着生命的全部”的梦想世界。按照阿德莱尔的形容，在永隆的杜拉斯“真正地面对河流、森林，面对自己”，自然的激情、生命的自由于她的灵魂中激荡，留下极具印度支那风情的印记——不仅仅表现在写作，甚至奇迹般地改变了她的容貌。

▲ 玛格丽特和她的女友，沙沥（Sadec）太平绅士的女儿（1930）

这才是养育她的土地，是她写作的摇篮，她不断地培养这份异样的感觉，从中汲取素材，直至死去。她甚至在外表上也长成为东方少女，暗色的皮肤，后来又成了个高颧骨的妇人，长长的眼睛，别人也许都会把她当成越南女人。印度支那的土地浸润了玛格丽特的外表，而越南的语言更是以某种方式萦绕着她。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作为精神故乡的越南尚存温情，本应幸福的家庭生活却黯淡无光。父亲的早逝使得本就饱尝孤独与痛苦的母亲逐渐走向疯狂甚至变态，加上大哥皮埃尔的阴晴不定，幼年的杜拉斯成为了出气筒，漠视、辱骂、殴打常常毫无缘由地落在她身上。放纵与过度成为她关于家庭仅剩的印象，漂泊不定、风雨将至。

▲ 玛格丽特四岁。两个哥哥皮埃尔和保尔，后来书中的人物，簇拥在她两旁。他们坐在柬埔寨一座宫殿的栏杆上。

与被忽视的家庭处境对应，杜拉斯的童年里也充斥着数不清的创伤性时刻：四岁时，母亲办的寄宿学校里的越南男孩玷污了她，母亲除了赶走男孩以外无动于衷；十五岁时，母亲将她送去寄宿学校，古怪的C小姐每周强迫她欣赏自己半裸的身体……类似的场景在杜拉斯后来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倾倒不幸还是午夜梦回，我们无从得知。

对于她而言，家庭仍然是她唯一的避难所，然而同时，在这样的家里她根本无法生活下去。……童年的创伤不能够成为小说产生的理由，这不断重复，为接连不断的噩梦所变形的创伤，它只能残酷地照亮一个由循环交替的人物和萦绕不去的痛苦所组成的想象世界。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踏上印度支那故地的阿德莱尔，在故人的只言片语里拼凑起杜拉斯晦暗不明的童年。

▲ 玛格丽特和玛丽·多纳迪厄，“我的母亲，我的爱”。

02.

“世间任何一种爱都无法替代爱情。”

抛开文学史或艺术史的定评，如果要举一部真正让杜拉斯成为世界级作家（或按她自己的说法“星球级作家”）的作品，《情人》当之无愧。这段发生在杜拉斯十六岁时的爱情故事，在她笔下就有至少《战争笔记和其他文本》《抵抗太平各样的堤坝》《伊甸园影院》《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五个版本。

中国情人的故事是真的吗？玛格丽特做得非常艺术，在她一生当中，她弄乱了所有的线索，就是让我们相信她自己的谎言，甚至她自己到最后都成了这谎言的一部分，并且非常虔诚地相信自己的这个故事！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 度假中的玛格丽特和她的情人之一——日后的作家让·拉格罗莱（约1935年）

为了弄清这位有着无数个分身的“情人”的庐山真面目，阿德莱尔前往越南，在一本都拉斯死后才被发现的私人簿子里寻找线索：沙沥塔庙里遇到的情人的侄子带领阿德莱尔看了情人隐没在荒草地里的坟墓、被征用作警察署的蓝色房子，讲述情人之后的生活，“安排好的婚礼，众多的孩子，情人对妻妹的激情，还有他如此特别的双重生活”，以及革命时期自石块击毙刑逃脱的侥幸。

隐秘爱恋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即使在时间流速缓慢的印度支那旧地，杜拉斯与情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也仅仅剩下《巴黎竞赛报》上翻印的照片。

▲ 玛格丽特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于1942年结识，他当时是迦利玛出版社的审稿人。

但是他不无骄傲地展示的东西只是一本过了期的法文杂志，旧旧的，疲倦的，封面上翻印了一张他叔叔的身份照片。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情人真的存在过，他叫黄水梨（Huynh Thuy Lè），蓝色玻璃瓷砖栏杆的房子正对着河水。

——蕾蒂西娅·塞纳克《杜拉斯画传》

爱与欲，杜拉斯写作和生活的头等大事之一。她是描摹欲望和激情的作家——黄水梨于她至多可以称得上爱情的起点，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爱之于她，“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渴求，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 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她的恋人之一，作家热拉尔·雅尔罗。

在《杜拉斯画传》里，塞纳克将杜拉斯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概括为“三个男人和一个丈夫——她生命中的四个男人”并简单罗列：

罗伯特·昂泰尔姆，丈夫，相遇：1936年，离婚：1947年。

迪奥尼斯·马斯科洛，儿子的父亲，相遇：1942年，分手：1956年。

热拉尔·雅尔罗，情人，相遇：一个圣诞夜，分手：1964年。

扬·勒梅（Yann Lémée），还活着的人，相遇：1975年，分手：1996年（杜拉斯去世的时候）。

——蕾蒂西娅·赛克纳《杜拉斯画传》

杜拉斯是为爱而爱的。在现代出版档案馆档案一本没有日期的簿子里，她曾坦承：“我是不忠实的女人。不总是不忠实，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也就是说我喜欢这样。我爱的是爱情，我喜欢这样。”

——她爱的，是被爱的感觉，是温暖、涌动着的欲望。

▲ 扬· 安德烈亚和玛格丽特· 杜拉斯（1980）

03.

“和坠入深渊的那股力量相抗争。”

贯穿杜拉斯生命始终的，还有她始终如一的抵抗精神。

殖民地的成长经历使杜拉斯对压迫与暴行怀有天然的抵触，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更坚定了她抗争强权暴力的信念。

我十六岁。很久以后我才醒悟到自己有过十六岁。

那是奥斯威辛。

这期间我经历了战争、生孩子、爱情，一切都冲淡了。只留下了犹太人。而我对此无法言说。

——《给达西中心的信》，《外面的世界Ⅱ》

▲ 占领初期，玛格丽特是个观望主义者，后来她参加了抵抗运动，而且一生都为犹太人所经历的这场浩劫痛苦不已。

尽管杜拉斯在1942年7月至1944年1月期间供职于实际履行“查禁职能”的亲德出版评委会，她仍然为试图出书的年轻作家们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与丈夫罗伯特栖身的“圣伯努瓦街5号”，也成为了此期巴黎文人聚会的据点，一个试图独立于政治时局之外的锚点。

1943年夏天，两人在雅克·贝奈的引介下加入了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抵抗运动组织（即后来的全国战俘及被放逐者运动）。关于二人加入组织的经过，杜拉斯本人的记载是不可信的——这段斗争经历在杜拉斯的笔下早已被抽取成分、构筑成史诗与神话。五十余年后，阿德莱尔与这一运动其余几位主将的谈话给出了一个更真实可信的版本。

▲ 铅笔裙和双色无带浅口皮鞋：20世纪40年代初期，玛格丽特就是时尚的标杆。

玛格丽特在1986 年曾经和密特朗一道追忆过这个“我们都还年轻的时代”，就是发表在《另类日报》第一期上的对谈。烦忧，恐惧，害怕，激动，额上的汗珠，检查身份证时的心跳，被德国岗哨拦下来时的自控力。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惊心动魄、暗流涌动，抗争的激情战胜了恐惧，介入政治的热望足以打消一切顾虑。但不幸仍然发生了。1944年6月1日，组织的几位成员在不同的会议上被捕，其中就包括罗伯特·昂泰尔姆。此后直至1945年夏天（罗伯特从集中营的伤害中彻底恢复），杜拉斯为营救丈夫多番奔走，不惜与执行逮捕行动的警察之一戴瓦尔暧昧数月。

抵抗精神已经令她厌烦了。不可能再回到、再跳入从前那种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难以承受的溃败。在这个虚弱疲惫颤抖哆嗦的国度里，先锋们，还有梦想建立新世界的乌托邦分子没有等来他们的机会。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44年入党，1950年脱党。

抵抗运动的失败一度打消了杜拉斯的政治热情，但低落的情绪显然没有持续太久。1944年，她加入法国共产党，罗伯特和迪奥尼斯也先后跟随她的脚步成为其中一员；游行、卖报、发传单，她像个军人那样努力工作，即使在她孕育第二个孩子期间也没有丝毫懈怠。然而，当集体的信念不再同个人观点一致时，为了坚守“文化从来都不应该听命于政治”的准则，杜拉斯在1950年选择了退出。

五年后，她为阿尔及利亚事件第一批在反北非战争请愿书上签名，并在次年以集体的名义承担起驳斥苏斯泰尔（时任阿尔及利亚总督）；而自1957年起，杜拉斯开始热衷于给报纸写文章——她视之为“介入政治”：

▲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书桌前创作（1955）

介入政治，就是懂得如何承认这份原始性，这种拒绝的力量，自然而然，不经一点思考和限定地把它表达出来。个人的力量正在于它可以被忽视。首先拒绝为了什么而存在，接着，给这个世界重新定义。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抵抗，唯有抵抗，西西弗斯式的抵抗，这是杜拉斯充满激情的根本。“和堕入深渊的那股力量相抗争，我们不得不赶上它，否则就会被它甩掉、被它消失的力量。”她如是说。

▲ 玛格丽特·杜拉斯，圣伯努瓦街，专注的样子（1966）

04.

“只有在通过想象追回的时间里，生命才充满气息。”

她并非她自身的档案保管员，她是个毕生为遭到劫掠的童年而哭泣的人，是个捍卫自己不同风格的写作的理论家。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政治上的抗争只能代表杜拉斯抵抗精神的一个侧面。真正确立杜拉斯在文学艺术史地位的，是她对待写作的态度——“这是和上帝竞争。人居然敢创造。你写作，你写作就是和造物主作对。”

▲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诺弗勒堡家中的书房（1969）

她的研究者之一黄荭把这种态度概括为：

她用文字构筑起自身的神话，一点点垒起抵挡时间侵蚀的堤坝。

——黄荭《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

是的，仍然是抵抗。终其一生，杜拉斯用文字倾倒掉生命中所有的阴暗与不幸；她从缺失的一面开始写作，写本应拥有的爱欲，写得不到的公正与和平。塞纳克的《杜拉斯画传》卷首，便从杜拉斯数不清的文本与手稿里检索出了“写作的十个定义”；恐惧、哀悼、战胜，这些她反复提及的词，最终指向的是个体的存在体验。

▲ 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大哥皮埃尔。

于是，想象与回忆纠缠不休、真实与虚构模糊界限，杜拉斯式的真真假假摧毁了一切关于现实与虚假的判断标准，只留下似是而非、雾里看花的“虚真”。阿德莱尔在传记里有一段传神的分析：

我作为作家的存在向我讲述我的生活，而我是读者。我历史的存在在变形，在驱逐，分类，中断。我这份存在理性地将我这个整体的碎片聚在一起，这样“事件就可以通过我承受下去，我也可以忍受这事件，它可以找到我的内在碎片”。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杜拉斯从来不相信记忆，她视记忆为“一种试图逃脱对遗忘的恐惧的尝试”；换言之，只有当人们知道自己已经忘了的时候，才会产生记忆这种东西——建构记忆的时候，记忆同时作流云散。所以她的写作，是写“对遗忘的记忆”，是以想象作为丝线，缝合记忆的碎片，编织无关真假的生活。

▲ 轮船和杜拉斯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海运公司的邮轮连接着印度支那和法国本土，轮船在西贡的河上穿梭。此图是湄公河上的蒸汽船“哥伦拔号”。

杜拉斯擅长用回忆虚构真实、构筑自身神话的创作方法，或许也有受到同期超现实主义思潮——“写作只在处理事件的影子，其本身是投射到影子上的影子”（布朗肖）——的影响。在她颠覆性的电影《卡车》中，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对立统一同样是重重叠叠的影子：

我们一直在写，在我们身上似乎有一个住所，一片阴影，在那里，一切都在进行，全部的经历都聚集、堆积起来。它是写作的原材料、一切作品的宝藏。这种“遗忘”，是没有写出来的作品，是作品本身。

——杜拉斯《卡车》

▲ 《黄色的，太阳》（1971）拍摄期间的玛格丽特· 杜拉斯与萨米· 弗雷（Sami Frey）。

黄荭把这种“印入-遗忘-重现”的创作方法称为“杜拉斯的记忆诗学”。残损、变形的记忆碎片成为杜拉斯建构真实的砖瓦，也成为了她抵抗真实世界痛苦、抵抗时间逝去的盾牌——“因此，写作是为了活下来”。

生活与文学似乎总在二律悖反。一生都在抵抗时间、抵抗遗忘的杜拉斯，在晚年却深受记忆障碍折磨。

我们有过好几次谈话。她那时已经深为记忆障碍所折磨了。她有时清楚，有时糊涂。有些日子她能想起很多事，她的童年，在拉丁区读大学的青年时代，还有对她自己还喜欢着的几本书的深刻分析——因为那时她已经开始诋毁自己的作品了。有些日子则非常悲伤，她的自得、自恋，她重新燃起的某些仇恨屡次中断了我们的谈话。

——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黑岩旅馆（1990）

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逝世，而属于她的神话仍在构筑——

“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

谁是真正的杜拉斯？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包括她自己。

【内容简介】：

该书作者劳拉·阿德莱尔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交往12年之久，期间采访了许多与杜拉斯生活相关的人物，包括她儿时的邻居和当地政府，因此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照片和手稿。她以详尽的采访、冷峻的叙述和严谨的解读，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实和谎言——书中的真实远比作者本人所经历的一切更加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