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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参加土地改革（上）
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场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正如周宗奇在其《栎树年轮：马烽自传·口述实录·宙之诠释》中所说：“其现实意义在于，它是在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背景下发动的，有直接支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作用，就像马烽文中引用的那句话：‘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则在于要完成中国一个古老的社会命题也是难题：‘耕者有其田’！”
晋绥边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对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的军政建设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经济工作更是富有成效、富有特色，为八路军一二0师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勤保障。当然得益于像林枫、张稼夫这些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领导干部。显著的例证是从1940年以来，边区政府成功地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像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这些开明绅士毁家纾难，积极参与边区经济和政治建设，刘少白担任兴县高等法院院长，牛友兰则担任临时参议会议员，同时经营兴县农业银行。晋绥边区这种温情的阶级关系一直维持到1947年。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执笔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文件习惯上被称作《五·四指示》。
晋绥边区距离中央很近，自然是闻风而动。6月初，就召开地方县团级以上主要负责人的干部会议，为土地改革全面铺盖做准备。会议由分局代理书记张稼夫主持。之前，分局派研究室主任段云带领一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9月起草下发了土改的指导性文件《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紧接着，从1946年底至1947年初，从军区到政府机关抽调大量干部下乡开展土改工作。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的全面展开，晋绥边区需要抽调一大批干部帮助农民工作。《晋绥大众报》本来就是面向农民的报纸，而土改是要解决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因此，边区领导决定报纸暂时停刊（以后也再未复刊）,编辑人员都被分散编入各地土改工作团，全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马烽分到崞县（今原平县），西戎和束为分到临县。孙谦也有一段时间分到崞县搞土改。胡正也有一段时间分到兴县搞土改。他们都是直接到农村，跟农民群众住在一起，轮流到各家各户吃派饭，主要是协助村干部进行土改运动，让没有土地的农民有了土地种，能够保证基本生存。同时，也参加一些农村的其它文化体育活动。直到1948年夏秋之际才结束，回到边区。
其实，到1947年1月，经过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地主的土地大量的已经转移到农民手中，全区三分之一人口即一百万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其中老区四十多万农民得到二百六十余万亩土地，新区五十余万农民得到了二百全万亩土地。鲁顺民在《红色吕梁》中说：“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土地大致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没收汉奸、恶霸和土匪窝藏的土地；二、通过算账取得地主土地，也就是沿袭过去减租减息、清租清息的方式，让地主有偿出让或退出土地；三、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用公债征购的方式获得土地；四，针对开明绅士献田的方式。就晋绥边区而言，以第一、二、四三种方式为主。”
马烽在散文《扎根吕梁山》中写道：他先是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集中学习了几天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到崞县十八村水地进行土改试点。工作团混合编成十几个队，分别进住各村。他被分配到大牛堡工作队。“大牛堡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较大。大部分土地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是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里是搅糠拌菜度时光。
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剥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当时，他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长老范。全队有二十多个人，有男也有女，有边区来的干部也有本地干部。“我觉得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上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政第’，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各村土改试点结束后，下乡土改工作团的人员都被集中到了团部驻地砂城村，进行工作总结，经验交流。
工作团内部又进行了一番整顿。然后就分成了两个团。一个团去了代县，由社长郝德青带团。马烽仍留在崞县团。崞县的土改很快就大面积铺开了。基本上一两个人去领导一个村。马烽被留在团部，主要任务是与各村联系，了解工作情况。另外就是给《晋绥日报》写稿。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土改点上访问，听取工作组的汇报，参加村里的会议，研究工作中发生的问题。
按说，到这个时候，晋绥边区已经初步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康生、陈伯达率领的中央土改试点工作团来到了晋绥根据地。康生将点选在了临县郝家坡。陈伯达的点先在兴县后木栏干村，后来转到了静乐县。
1947年3月2日，他们才开始分赴各土改试点村。康生就是这一天到达土改试点临县郝家坡。
平分土地，是康生率领中央土改考察团带到晋绥分局的“新精神”。而此前晋绥分局和所有解放区的土改方式显然不符合这个“新精神”。在这个“新精神”之下，以前一切获得土地的方式都被视做右倾加以申斥。“康生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点名当时劝说家人献地的刘少白，说刘少白献地是假证明，‘是收买群众，他这种做法在重庆还行，在我们这里行不通’。”（见鲁顺民《红色吕梁》）这就是说，此前土改所获得的土地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也就是说，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要重新来过。平分土地，很快就成为1947年3月之后土地改革中的关键词。这也标志着土地改革由平和走向激进的一个开始。
随后，刘少奇于4月8日在蔡家崖边区干部会上做报告，指出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土地，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据群众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
很快，“看历史，翻三代”、“清浮财”、“挖底财”成为边区土地改革的风气和运动。康生工作试点所在的郝家坡行政村，包括郝家坡、徐家沟、张朝里、铁芦沟、李家湾、郝家圪塄、袁家梁、高家峁、小元子十个自然村，计六百一十六户两千五百七十七口人。
张稼夫的《庚申忆逝》中说：郝家坡的土改运动从1947年3月17日开始，天天斗争会，天天大诉苦，天天挖底财，挖不出便追，追不出便打，连续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地主被罚给贫雇农下跪，被赶到见不着太阳的地方站立，甚至往头上浇大粪，地主家属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打得鬼哭狼嚎，女人的衣服被女积极分子当场剥下来，随手扔给穷破烂衣服的人穿上。鲁顺民在《红色吕梁》“晋绥土改的是与非”中写道：“斗倒、清算、清洗等词语在《晋绥日报》的报道中频频闪现，一个个义愤填膺，沾腥溅血。耳闻目睹，一派恐怖。在刘少白、牛友兰分別被斗被打一个多月后，另一位开明绅士，时任兴县法院院长的孙良臣也被撤销职务，押送回乡被斗而死。”9月26日，在著名的“斗牛大会”上，牛友兰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在家里也绝食而死。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记载：“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八个区域二百九十个村，打死一千零五人，其中有地主三百八十人，富农三百八十二人，中农三百四十五人，贫雇农四十人；自杀共八百六十人,其中地主二百五十五人，富农二百八十五人，中农三百一十人，贫雇农十一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六十三人。”
在这一系列的左倾运动中，胡正也被迫在1947年底的《晋绥日报》上做了一份检查。这与1947年后半年《晋绥日报》开展的一系列反“客里空”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关。这就是当年报纸上称之为的“张红奴事件”。
反“客里空”这个名词，直到今天还在新闻界不时地用。这是当年《晋绥日报》的一大亮点。“客里空”，本来是苏联话剧《前线》里的一个新闻记者，成天摇头摆尾看领导眼色行事,吹吹拍拍制造假新闻，这形象就成为虚假新闻的一个代名词了。这个由《晋绥日报》首倡的反“客里空”运动，当年在全国各根据地新闻宣传单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肯定与赞许。
第十五章
参加土地改革（下）
事情最早起因于1947年7月从基层来的一个稿子。一天，从晋绥二分区保徳县寄来一篇通讯稿件，先由报社通讯科分到到副刊部，副刊部又交给了胡正处理。胡正和同事商量后，觉得不好用，就做了退稿的决定。再往后，又是“三查”，又是反“客里空”，加之还有下乡釆访的任务，渐渐地，大家也就忘记这码事了。当作者芦晨徴从保德回来，问起这个稿件的处理下落时，通讯科的同志回答说没有收到，后来又到胡正那儿查询，胡正说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早做废稿处理了，没有登记在册，对稿子也没什么印象了。这个事情也就这样过去。
谁知到了11月，报社领导从保德下乡回来，忽然兴师动众查起了这个稿件的下落。最后，稿子还是找到了，而且很快也在报纸上也发表出来了。《晋绥日报》11月20日发表时，加了这样一个新闻标题：《土改后的保德化树塔 贫农单身张红奴服毒幸得救，挑拨农民团结的地主老财受到群众处分》。谁知，由此又引发出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先是11月20日加编者按刊发稿件全文，并配“编者读后意见”，占了2版整个版面。同一天，4版又辟出五分之三的版面说这个事，《晋绥日报》、晋绥新华总分社编辑部发表检查性质的稿子：《从贫农张红奴服毒得救通讯，再谈深入开展反“客里空”运动》，还有报社通讯科的检查：《我欺骗了芦晨徵同志》。
11月21日，当事人之一胡正也作了检查，说自己如此处理这个稿件的思想原因就是，工作态度上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源上是没有贫雇农思想。按说这样处理，这件事情也就该过去了。谁知过了将近一个月，12月17日，报纸上又刊发出化树塔贫雇农小组给报社的来信：新畦村（化树塔村属新畦行政村管辖）党支部书记张金驹对张红奴服毒自杀事件的检查，说自己缺乏贫雇农立场，对张红奴自杀负主要领导责任。这个张金驹也是那个新闻稿件的写作者之一，此时已由村支书升任为区委书记。
还有另一作者即记者芦晨徵的来信也一并刊登，他的信中除了交待张红奴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外，还列举了更多的“张红奴”。同时，报社领导在信里边不时地加进若干按语和小评。11月30日，报纸副刊又发出萧风的署名文章《关于胡正同志的检讨及其他》，对胡正的检查大加挞伐，说胡正不仅在这个稿件处理上没有贫雇农思想，实则是他本身就没有贫雇农思想。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力度还是规模，都是报社反“客里空”以来最大的一次。
张红奴是何其人也？他的服毒获救又是怎么回事呢？张红奴是保徳县化树塔村的一个50多岁的单身汉。他父亲早些年还有30多垧地，日子过得还不错。不久，他父亲头一个老婆去世了，埋了这老婆，后来又娶了一个老婆。这一里一外的折腾，花了一笔钱，卖了一些地才还完饥荒。这以后，家里的日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后老婆又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张红奴是家中长子，一家七张嘴，再加上老子也不是好受苦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等到张红奴长大成人时，家里头早已把地卖完了，根本没有地种。
21岁时，大约1915年，他就当兵离开了村庄。12年后，也就是1927年，他回到了村里，“戴的礼帽，穿的袍子，嘴上吊的箫，黑夜天握的手电”，一副发了财的样子。让村里的光棍汉们羡慕得不行。谁知两年以后，他就抖打光了，就剩一身兵痞的流氓气了。抗战期间，村里帮他赎回了6垧地，1945年又退给他2垧地。应当说一个人种好这8垧地，日子肯定最低也过个中等水平。关键是这人不会作务庄稼，还又懒，只好租给别人种，打下粮食他仅得其半。所以到了1947的春天就开始闹粮荒了。在该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是延安来的廖鲁言，属于康生带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的一个小分队。
1947年上半年，该村土改工作结束，土地和粮食已经分配完毕。当年春天，张红奴得土地11垧又1亩，分粮食一石二斗。但过去刚两个月，他就吃光了，成了“吊嘴户”。大家伙说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得好好动弹哩！不然谁能供起你呢？我们谁家也不是供给部，你要靠劳动的活哩！大家伙就一起奚落他，说他沒苦还爱抖阔气，穿好的，吃好的，却不想干活劳动。墙倒众人推，人赖狗还嫌。他心里还有些不服气，怄气怨气憋满胸中，在会上没说一句话，会没散他一个人走了，回到家里之后越想越气人，就吃了一钱多鸦片烟膏。
有人发现他不在会上，就都着急了，怕他做下想不开的事。大家到了他家，果然见他直挺挺躺在冰冷的炕上气如游丝。众人一顿手忙脚乱，浆水大粪一齐灌，拿鸡毛捅他的喉咙，用圪瘩拍打身上，三四十个人折腾了一夜，才总算把他肚里的那些毒劲儿吐倒利索了，人被救过来了。
事情过后，村干部、贫雇农小组的人们都觉得很尴尬。因为这毕竟是发生在发放救荒救命的春贷期间发生的事，差点出了人命。而且很快成为轰动了村里的一件事情。有人就说这是地主富农挑拨才发生的事。于是连夜再开批斗会，几番质问就把张红奴服毒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地主富农身上。经过这么一顿斗争地主，张红奴的阶级觉悟突然提高了。自己懒汉二流子的根源就是因为地主老财剥削的结果。这样，懒汉二流子的好吃懒做变得有理了，变成了射向罪恶的封建剥削制度的一枚重磅炸弹。二流子成了土地改革运动中觉醒的贫雇农的典型代表。
当然，报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的思想就有重大问题了。所以，随着反“客里空“运动的不断深入，到1947年下半年，跟着外面的风潮，报社很快也成立了贫农团，按照晋绥边区农会委员会颁布的《告农民书》，贫农团有权审查任何干部和党员，有权处置任何干部和党员，报社的贫农团把所有的编辑审查了一遍之后，发现这些编辑或出身不好或思想有问题，于是报社领导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贫雇农办报”的口号，把旧的编辑人员撇在一边，由报社的炊事员、马伕和检字工人组成编辑小组，着手办报。
但麻烦的是，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大部分人不识字，不要说办报了，就是连一句通顺的话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呢？总得有一个熟练编辑业务的人来帮忙呀！挑来拣去，还得由胡正来啊！你闯的娄子你不干谁能干得了？于是，胡正只好天天跟在贫雇农屁股后头当记录员。这种心血来潮的办报方式显然是胡闹，所以1947年11月至12月，有几天的报纸就只能出1版和2版，都是新华社的通稿和各解放区发来的稿件，本地新闻和副刊根本编辑不出来。胡正在散文《副刊生活散忆》中写道：“边区的土改运动紧张时期，也就是‘左’的错误登峰造极时，报社的生活也乱了一阵，报社也成立了贫农团。⋯⋯好在这一段乱的时间不太长，党中央便纠正了‘左’的偏差。后来，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主席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之后，《晋绥日报》才恢复了生动活泼的面貌。”
这个“左”的事件尽管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也给中国当代社会留下了说不尽的后遗症。正如鲁顺民在《天下农人》之《底层政治动员的成本与收益——从胡正六十年前的一份检查说起》中所说：“但不幸的是，在此后的运动中，这种提倡里面隐含的‘运动技巧’却被以各种名义固定了下来。这些人的面孔，每一个经历过‘运动’的人想来都不陌生，沒事的时候嘀嘀咕咕，一有风吹草动则蠢蠢欲动，而运动一来就冲锋陷阵走在前头，这些人未必都是‘二流子’，但大部分有‘二流子’身上的一些共同特点，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少理性，多残忍。”
关于康生、陈伯达这些好大喜功的极“左”之流，使土改运动驶入“左”道，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后来还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纠偏”了。最后，还是毛主席关键时刻站出来，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出三条教训：“第一，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改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
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斗争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
可是，对于作家而言，复杂的社会正是对他们观察能力的考验与磨砺。因为，优秀作家的使命，就在于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复杂的社会和复杂的人性及其变化。马烽在《扎根吕梁山》中说：“我在大牛堡住了将近四个月。吃派饭几乎吃遍了全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极好机遇。增长了不少农村社会知识。
对农村的剥削方式，宗族关系，一代一代农民的兴衰过程，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他们形成的处世哲学等等，有了一些了解。这等于是做了一次‘解剖麻雀’，对我后来从事农村工作，从事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打下了一个基础。”其实，这一段时期，也正是他们“五战友”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期。李束为创作发表了《土地和它的主人》《红契》《第一次收获》《十年前后》《卖鸡》等小说。孙谦创作发表了小说《村东十亩地》和《闹嘴舌》、《闹对了》等秧歌剧。
西戎除和马烽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外，还创作发表了小说《好夫妻》《喜事》《调解》《麦地里的水桐树》《谁害的》等。胡正创作发表了小说《民兵夏收》《捞饭盒》《长烟袋》等。马烽除和西戎创作完成了《吕梁英雄传》外，还创作发表了小说《金宝娘》《贾善人》《光棍汉》《赵保成老汉》《一个雷雨的夜晚》《谁可恶》等，还为当时列出提纲、50多年后创作完成的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公元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陕北东渡黃河，经山西省的临县，来到兴县蔡家崖，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4月4日，经岢岚、神池、朔县、山阴、代县、繁峙、五台山等地，于4月10日进入河北省阜平县境，最后的目的地是“进京赶考”（毛主席语），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如胡正先生在《春到吕梁山——回忆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写的：“一九四八年四月，吕梁山迎来了明媚的春天，迎来了光辉的太阳。在春风丽日中，吕梁山的土地解冻了，草木发芽了。在土地改革中翻了身的农民走到了他们分到的土地上，赶着黃牛用犁耙翻开沉睡了一冬天的土地，撒下了希望的种子。在阳光雨露中，迎接着土地改革胜利后的丰收，迎接着全国解放的胜利！”
作者简介：马明高，1963年8月生，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全国优秀网络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守望乡土 留住乡音 倾诉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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