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中，“叶王陶”这三个字可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是叶王陶具体是指什么，估计有许多人会犯迷糊。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位年轻的军史工作者采访叶飞上将，问：“江苏抗战和华东解放战争的史料里多次提到‘叶王陶’，不知这个人是谁？他现在何处？”想来再菜的军史工作者也不至于问叶飞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喜欢吃瓜的平头来百姓来讲，叶王陶到底是谁还是有必要说道说道的。

叶王陶，是开国上将叶飞，开国中将王必成、陶勇三人的合称。194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北渡长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苏北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纵队、九个团，7000余人。1纵队司令员叶飞，2纵队司令员王必成，3纵队司令员陶勇。这三个纵队一直并肩作战，三个司令员的姓也就联在一起了

叶飞祖籍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镇，1914年5月7日生于生于菲律宾奎松省，是中国唯一具有双重国籍的开国上将。1928年5月，叶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团省委书记；叶飞在革命早期就参与领导了霍童暴动，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1935年，叶飞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闽东地区恢复和重建了多块游击区。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叶飞是个传奇式的英雄。在三年游击战期间，叶飞和粟裕之间还发生过一起“误会”。1934年10月，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闽东特委会师。双方经开会商讨，共同组建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组织部长粟裕，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种种摩擦不断，以至于最后粟裕奉刘英的命令，摆酒宴请叶飞，在吃饭期间，掷杯为号，将叶飞逮捕。幸亏在押解的路上与国军突然遭遇，发生枪战，叶飞借机滚入草丛跳下山崖这才逃得一命，这就是有名的“南阳事件”。

郭村，与泰州一田之隔，素来被称为扬州的“东大门”。启扬高速和328国道穿境而过。70多年前，这里是“三桥两荡”地区，日、伪、顽三派各占一隅，情势错综复杂。1940年5月下旬，新四军挺进纵队转移到江苏省泰州西北的郭村(今属江都县)休整。但休整没有多久，就接到国民党苏北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最后通牒：三日内退出郭村。当时二李手握重兵，在硬实力面前，叶飞也只好派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前去谈判，谁知这二李实在泰国蛮霸，竟然将谈判代表扣押。

当时的力量对比实在太过悬殊，困守孤地， 以一个团对付二李十几个团，这仗到底能不能打，两位领导给了叶飞两个不同的指示。胡服指示：“……由于你们积极活动，顽固派必然迟早会向你们进攻，你们要准备与选择适当的地形位置，能够固定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而陈毅的一连三道命令，都是反对在郭村打仗，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命令“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已则暂时可退回江南，与江南部队会合，然后卷土重来！”

经过开会讨论，叶飞还是决定按照胡服的指示，坚持保卫郭村。 陈老总得知叶飞要在郭村开战，大惊失色。被周总理和中央认为“懂军事”的陈老总自然知道形势危急，八路军五纵队远在苏皖一带，天高水长，中间有大量日军、顽军阻隔，想要增援郭村谈何容易！是指望不上的；情急之下只好一边命令苏皖支队陶勇火速增援，一面电告叶飞：六月二十八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

后来，战士发展果然如陈老总所料那样。在郭村保卫战关键时刻，胡服电告叶飞：“八路军五纵队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叶飞闻听，急得浑身冒冷汗！好在不久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二百里，及时赶到了郭村！

因为地下党送来了二李进攻计划、陈玉生、王澄、姚力等部的阵前起义顺利实施、陈老总战前的统战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等一系列机缘巧合，再加上陶勇的拼力增援，郭村保卫战最后险胜！

两位虎将从此在陈司令的指挥下，开始亲密无间的合作。

与陶勇一样，叶王陶中的王必成也出身红四方面军，在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陶勇一起，成为陈司令的爱将。在江苏的抗战期间，王必成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多个“首次”。

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新四军在苏北的部队整编，组成苏北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分别由叶飞、王必成、陶勇任司令员。从此，叶王陶开始并肩战斗，成为陈毅司令员手下的三只老虎。这三支老虎一联手，就在黄桥大放异彩，他们三人密切配合，内外夹攻，一仗全歼顽军89军两个师和三个保安旅。从此，陈司令的三只虎“叶王陶”就传遍华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