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0日，玛丽·米勒-达菲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医疗中心与罗伯特·蒙哥马利医生交谈

玛丽·米勒-达菲(Mary Miller-Duffy)茫然而悲伤。她的哥哥突然昏倒，几天后脑死亡。现在她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她会把他的遗体捐给研究吗?

莫里斯·“莫”·米勒(Maurice“Mo”Miller)的遗体就是这样被送到纽约大学朗格尼医疗中心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阳光明媚的角落，并成为有朝一日缓解美国动物器官移植短缺的努力的一部分。

米勒-达菲说:“他总是想帮助别人。”她为选择而挣扎，但对哥哥的最后一幕感到自豪。“这种悲剧性的死亡，这种快速而短暂的死亡，也带来了一些好处。”

7月14日，外科医生用一只转基因猪的肾脏替换了米勒的肾脏。然后，医生和护士像照顾一个活着的病人一样照顾着这位已故的男子，同时焦急地一天天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多月后，这个新器官开始发挥健康肾脏的所有身体功能——这是猪肾脏在人体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现在开始倒计时，看看这个肾脏是否能坚持到九月，也就是第二个月。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深入了解了用尸体进行实验所面临的挑战，这可能有助于使动物到人类的移植更接近现实。

今天做器官移植的希望渺茫。全国有超过10万人在等待移植，其中大多数人需要肾脏。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中死去。还有数千名可能受益的人甚至没有被列入名单。

纽约大学朗格尼移植中心主任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博士说，“在我病情严重到”有资格接受新心脏移植之前，“我有过七次心脏骤停”。他是一名肾脏移植外科医生，并且很幸运地在2018年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

他确信，填补这一空白需要使用动物器官。

经过几十年的失败尝试，现在猪的基因改造使它们的器官更像人类，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所谓的异种移植的兴趣。去年，马里兰大学的外科医生试图用猪心脏拯救一个垂死的人，他活了两个月。

蒙哥马利在尝试用活人做实验前会在死人身上做更多练习。纽约大学(NYU)和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之前的一些实验已经让猪肾脏和心脏在捐赠的尸体上工作了几天到一周，避免了许多早期尝试失败的立即排斥反应。

但最常见的器官排斥反应会持续一个月以上。马里兰州的猪心脏工作了近50天，直到突然崩溃。观察猪肾是如何在捐赠的尸体上达到这些时间点的，可以提供重要的教训——但是蒙哥马利能指望一个家庭把他们的亲人交出去多久呢?

“我很敬畏一个人，他能在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做出这样的决定，并真正思考……人性，”他说。

在纽约纽堡，米勒晕倒后，一辆救护车迅速将他送往医院，他的大脑里有一个肿块。他没有从活检中醒来，脑死亡，年仅57岁。下一步是他的妹妹，他最亲近的亲戚。

米勒-达菲要求捐献器官，但他没有资格。活检发现了癌症。

直到那时，器官机构才提出全身捐献。米勒-达菲对此并不熟悉，但改善肾脏移植的目标“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另一个弟弟在蹒跚学步时死于肾病。还有一些亲属患有损害肾脏的疾病，甚至死于透析。

翻阅家庭照片时，米勒-达菲回忆起她的哥哥是如何收养动物的，还有一次是如何照顾一位身患绝症的朋友的。不过，她还是有疑问。

在一次视频通话中，蒙哥马利向米勒-达菲和她的妻子苏·达菲解释了猪移植手术，以及为什么它会产生影响。蒙哥马利的同情心赢得了他们的同情。

这张摄于2023年8月的家庭照片中，兄弟姐妹莫里斯·莫·米勒(左)和玛丽·米勒-达菲正在玩他们的圣诞礼物

“他的身体没有受伤，你知道，”达菲说。“这只是研究的一个孵化阶段。”

这个实验是为在活人身上做一天手术的预演。蒙哥马利在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医院河边的停机坪时，完成了米勒自己的肾脏切除手术。Drs。杰弗里·斯特恩(Jeffrey Stern)和亚当·格里塞默(Adam Griesemer)是纽约大学的外科医生，他们从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的Revivicor饲养的猪身上取下肾脏进行比赛。

斯特恩说，将猪肾脏缝合到捐赠的身体中与常规移植没有太大区别。术后免疫抑制药物也是标准的。

其中一个变化是:猪的肾脏上附着着胸腺，这是一种训练免疫细胞的腺体，因此可能有助于保护器官。

手术前后会有很多额外的步骤。

首先，要用什么猪:有些猪有多达10个基因变化，但蒙哥马利打赌一个就足够了——去除一个猪基因，立即引发免疫攻击。

当猪被安置在无菌设施中时，研究人员对任何隐藏的感染进行了额外的测试。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接种某种疫苗，并接受自己的血液检查。

手术结束后，医生们把米勒的尸体推进了五年前蒙哥马利从心脏移植手术中康复的那个重症监护室。

接下来是比活着的病人所能忍受的更激烈的测试。医生每周对肾脏进行活检，将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是否有排斥反应。持续监测血液，检查脾脏，护士密切关注身体是否在呼吸机上得到适当的维护。

最初的几周，Griesemer每天多次检查实验室测试结果和生命体征:“你会想，好吧，希望一切都还好——但这是开始好转的一天吗?”

他们正在将活检样本运送给全国各地的研究伙伴，甚至远至法国。

“我们的员工睡得不多，”监督移植研究的执业护士伊莱娜·韦尔登(Elaina Weldon)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现在都在思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能走多远?”

2023年8月10日，玛丽·米勒-达菲和她的妻子苏·达菲离开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医疗中心

她亲身体验了这种巨大的兴趣:纽约大学在开始对捐赠的尸体进行研究之前，询问了社区团体和宗教领袖，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科幻小说的一面”。

相反，许多人想知道的是，活体研究何时才能开始，这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必须决定的。数十人写信给蒙哥马利，渴望参与。

蒙哥马利定期给米勒-达菲和她的妻子打电话，告诉他们最新情况，并邀请他们到纽约大学与团队见面。随着研究最初的一个月期限临近，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研究进展得如此顺利，他们能把她哥哥的尸体再保留一个月吗?

这意味着追悼会的计划进一步推迟，但米勒-达菲同意了。她的要求是:当她哥哥最终与呼吸机断开时，她能在那里。

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实验已经改变了苏·达菲对器官捐赠的看法。

“也许当我去天堂时，我不需要我所有的器官，”她说。“以前我是一个很难的人. ...现在我坚决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