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史籍还是古代韩国史籍，都对箕子其人其事有详细记载。古代韩国史家所载箕子朝鲜之内容，与中国史书所载内容基本一致。不仅共同承认箕子东来说，还对箕子的文明教化之功予以肯定。

但近代以来，随着韩民族对华观的转变，对箕子的看法也发生深刻扭转，箕子崇拜一再冷却，最终被彻底排除在朝韩两国的史学体系之外。

箕子朝鲜之后，历代王朝皆称颂箕子的教化之功，箕子崇拜可谓长盛不衰。早在三国时期，就已有祭祀箕子的风俗，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高丽传》记载，高句丽迁都平壤后，将“箕子神”与其他土著神一道祭拜。

在高句丽存续七百多年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远时近，却仍将箕子作为神明崇拜，可见箕子之至尊地位并不受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制约。高丽中期以后，箕子进入国家祭祀体系。高丽肃宗时期，因箕子礼义教化之功甚伟，在平壤修建了箕子祠。

丽末恭愍王时期也有类似记载：“箕子受封于此，教化礼乐，遗泽至今，宜令平壤府修祠奉祀。”箕子用礼乐教化百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些表述包含了对箕子的敬仰与尊崇。箕子得以入祠享祀，证明在高丽时代箕子被官方确认为文明教化之始祖。

高丽末期，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进而成为其政教文化之根本，这使箕子崇拜更胜以往，且称平壤西郊为箕子井田遗址。到了朝鲜时代，随着朱子学的日益普及，箕子教化始祖的地位更加牢固，箕子崇拜逐渐达到顶峰。

李成桂建国伊始，以古国名“朝鲜”和其出生地“和宁”请明太祖朱元璋裁定国号。当时，朝鲜以此为莫大荣耀，朝臣纷纷把李成桂比作箕子，把明朝赐号与武王封箕子相提并论。他将李成桂视为箕子的继承者，以强调新王朝的正统性。

权近更是用李氏朝鲜比附箕子朝鲜，由此可见，箕子在当时的历史认识中位于核心，新王朝只有接续箕子朝鲜之正统，才能名正言顺，拥有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朝鲜王朝历代君王都高度评价箕子的教化之功，认为箕子是使朝鲜自比“小中华”的关键。

此时箕子已被尊为开创小中华的文明始祖，成为朝鲜王朝打造小中华之有力依据。朝鲜王朝的文人士大夫也对箕子十分推崇，先后编撰了许多有关箕子事迹的著作。

尹斗寿编成《箕子志》，内容包括箕子画像、手笔、事迹、祠墓及谱系等；李珥著《箕子实纪》，详述箕子建国始末和其世系、纪年等；韩百谦则著以《箕田考》，认为箕田制就是井田制，箕田得名于箕子。

文学家也留下许多歌颂箕子功德的诗词歌赋。从现代考古资料可以得知，殷商陶器以白色的较为精美，多做祭祀用品，主要为贵族使用。可以得知，箕子作为殷商王室成员，将殷人尚白的审美风尚传到了朝鲜半岛，其影响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古代韩国对箕子朝鲜持充分肯定态度。箕子以八条之教教化朝鲜，使朝鲜“免于夷狄之乡，得为礼义之邦”，这份教化之功深受称颂，因而箕子在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事实上，这种“箕子崇拜”是古代韩国慕华思想的体现。在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传统华夷体制之下，朝鲜半岛的文化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此，代表着先进中华文化的“箕子”无异于小中华的象征，尊奉箕子为文明始祖，便能有力证明朝鲜文化传承自中国文化的正统性，凸显朝鲜文化相对于其它周边文化的优越性。

不仅如此，箕子本身就是使朝鲜“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而拥有箕子这样一位中华始祖，至少难以动摇朝鲜之“小中华”地位了。有趣的是，这种基于慕华思想的中华始祖崇拜并非只见于朝鲜半岛。

17世纪初，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史学家林鹅峰也认可箕子到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一事。林鹅峰在回顾日本和朝鲜的源起时曾说：“就想泰伯至德而基我王迹，箕子有仁以开彼（指朝鲜）土地，均是先圣之所称也，共曰东方君子国者，不亦宜乎！中华姑舍是，六合之内，守纲常之道，仰文物之化，未闻如本国及朝鲜者，岂非泰伯箕子之遗风哉！”

林鹅峰将日韩建国的来源诉诸于中国，认为日本人乃泰伯之后裔，朝鲜人乃箕子之后裔，其用意不外乎是以华夏后裔自居，欲证明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而提升自身文化地位，进而强调自身超越周边其他“夷狄”的文化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