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被风驰电掣般的列车车轮碾碎了，展现在眼前的是无际的暗蓝色苍穹。天亮了。

　　我打开车窗，向外望，远处，峰回叠转的太行山脉连绵不断；近处，村舍墙壁上依稀看见已经开始脱落残缺的诸如“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等字样的粉刷标语。

　　这是一列从北京开往太原的列车。时间是1980年6月。我和中央山西问题调查组成员，就是乘这趟列车进入太原。

　　在全国推广大寨经验，危害大

1980年上半年，随着全国拨乱反正进程的加快，克服在全国农业学大寨问题上的左的倾向，也提到中央日程上来。那时，我在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当编辑、记者，分工联系中央组织部、中纪委有关党风党纪和拨乱反正方面的报道业务，并经常列席中纪委常委会。中央考虑需要在山西省委班子中统一认识，并采取调整领导班子措施。这年夏，中央成立山西问题调查组，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中纪委、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派员组成。我接通知代表人民日报社参加。带队的是中纪委副部级干部刘家栋，他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的秘书。

　　调查组到达山西后，第一阶段住在太原市迎泽宾馆，和罗贵波、阮泊生、赵力之等省委常委班子成员逐一约谈，还找组织部部长胡晓琴等重要职能部门领导谈，谈话内容是如何看待农业学大寨和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省委班子自身有什么教训等。对每位省领导的谈话内容均整理成特件，直报中央。这些特件，对中央决策山西领导班子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山西省委班子成员，大部分已意识到全国农业学大寨左的倾向是该纠正的时候了。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委主任赵力之也表述了这种观点。

6月16日，他带农委副主任陈国宝一起在省委办公楼向我们介绍情况时，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他们说，在全国推广大寨经验，危害最大。

对这个问题他们也是逐步认识的。从思想上看，在许多问题上搞绝对化，念“一本经”，本身就缺乏实事求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从政治上看，对阶级斗争错误估计，把大寨经验说成是“斗一步进一步”，所谓“真学、假学”问题对全省干部压力很大，把干部意识搞糊涂了；从组织上看，提拔昔阳干部，整所谓学大寨不积极的干部；从经济上看，错误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批，批判了工副业、集市贸易、自留地，等等。

赵力之副省长称，“回过头来看，农业学大寨运动，违背了经济与自然规律。农业学大寨的错误，该纠正了。”

　　当然，省委常委也有个别人在言谈中，对纠正农业学大寨的左的倾向不服气，有埋怨情绪。有的甚至要求笔者带话给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在人民日报刊发些正面宣传大寨和昔阳干部的报道或评论，以安抚现在有些灰溜溜的昔阳干部情绪。我不好表态，只是笑而不语。

　　昔阳干部满天飞

　　我们在山西调查的第二阶段，是到昔阳县和大寨大队调查。

　　在昔阳县委组织部，我们重点了解了昔阳县提拔及调出干部的情况。据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昔阳提拔干部时没有真正按照德才兼备标准、任人唯贤的原则办事，而是另立标准，搞任人唯亲那一套。所谓德，也就是单纯看一个干部对大寨、昔阳的“感情”如何、态度如何、立场如何？所谓才，就是看一个干部对“大寨一本经”念得怎么样，是否敢批敢斗？从而堂而皇之地把某些领导熟悉的，对大寨对昔阳“有感情”，敢批敢斗的人提拔上来。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调出干部共有334名，其中1973年至1979年调出301人。这些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数受到提拔重用，有的甚至越级提拔。其中，调到外县市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以至省厅局以上领导职务的，有38名。这些干部有的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有的本身就是靠敢批敢斗说假话起家的人，大多不称职。如，被提拔到寿阳任县委书记的范某，原任昔阳县林业局长，1974年他被调到寿阳双塔公社任党委书记。

昔阳一个女人搭寿阳的车来看范。范把这个女人安排在司机家里吃住，每晚这个女人则到范处，深夜才回来。

司机向别人透露了他们的事情，范怀恨在心，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将司机捆绑批斗，造成残疾，又拘捕三年十个月。范由于来自昔阳，不仅没有因打击报复事件受到追究，反而由公社书记升为县委书记。

后来，范又随从昔阳高升到省里又调到黑龙江任省委书记的王金籽，调到黑龙江任地委副书记。这位负责人说，“昔阳干部满天飞的教训值得反思。”

　　在昔阳县开完座谈会后，我们就起程直接去大寨。

　　我们到达大寨村正值中午，被安排在大寨国际旅行社住下来。这是一栋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后修建起来的两层楼房，走廊里铺着红地毯，过去是专门接待外宾和重要国内来宾的。餐厅的一些大厨，有的甚至来自北京人民大会堂。如今偌大的一座楼，除了我们一行外几乎没有什么客人，空荡荡的。据接待站的人士讲，近些年，没有什么人来大寨参观了，大楼的房子基本空着。这座大楼原有的七十多名服务人员已调走三十多个，剩下的因为一时不好安排出去，只是暂时留在这里看房子。

　　当天下午，时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拎着草帽、穿着丝袜凉鞋赶来看望我们。据悉，就在此前的几天，郭凤莲经省委批准已由农业户口转正为国家脱产干部。她当时担任的职务是昔阳县委负责人并兼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她向我们介绍了大寨一些基本情况和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她说：“大寨本来是生产典型，是靠社员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成了政治典型，出格了，骄傲自满带来害处，受到‘四人帮’利用。回过头来看，自己也交待不了自己，大寨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今后上面也别捧了，我们自己也不随风飘了，专心致志搞生产。”

　　郭凤莲带我们看了大寨梯田和喷灌设备，应该说大寨艰苦奋斗还是干出一番业绩的。但不看各地不同条件，到处复制大寨经验，开山建梯田，就把“经念歪了”。

　　后来，我们又请时任大寨大队支部委员、大队队长贾承让到住地来谈。他看上去是个地道的农民，与我们握手时我发现他的手上满是老茧。他倒是说了一些实话：“现在的大寨党支部比过去差得远哩，许多光荣的传统都丢了，‘文革’造反的造反，升官的升官，走后门的走后门，翘尾巴的翘尾巴，挨批评的挨批评，上下级关系不正常，干部群众关系紧张。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寨成不了这场面……”我们分别找大寨大队的负责人郭凤莲、贾承让等人约谈，得到了有关农业学大寨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也整理成快件上报中央。

　　第二天，我们要求进大寨村看看，郭凤莲、贾承让带我们进了村，也许是村委会事前打了招呼，村里社员群众大都不敢正面接触我们。当天，我们还得知陈永贵刚从北京回到大寨，他明知中央调查组就在村里，却在家里闭门不出，也许是他当时心情郁闷，或不敢直面中央调查组之故（就在此后几天，中央宣布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调查祖第三阶段是回京汇报。我参加了调查组全体成员向中纪委常委会和中纪委书记办公会的汇报会。刘家栋代表调查组汇报了向中共中央的长篇报告。当时主持中纪委书记办公会的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和王鹤寿、王从吾、马国瑞、赛孟奇、张启龙等书记听取了汇报。他们听完汇报后均讲了话。黄克诚书记讲话的大意是：不看各地具体条件，全国都要推行大寨那一套，是一种左的做法。中央今后要就这个问题发个文件；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前带领大寨人艰苦奋斗是有贡献的，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在“文革”中是有投机行为的；不过他不是坏人，与“四人帮”有本质区别，即使他不当中央领导，也是应该给一定待遇养起来的。

　　在山西调查，我们前后花了近半年时间。我根据调查的材料，择取可公开的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加编者按的重要报道《山西省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1980年11月8日《人民日报》）、《中央批准为谢振华平反》（1981年2月2日《人民日报》）等。报道《山西省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是我和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田培植合写的。报道说，据调查，从1966年5月至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有一些人是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等。

在这些干部中，多数是为推广大寨经验而调出的，其中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这38人中，绝大多数是从一般干部或基层提拔起来的。他们的任职情况是：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从昔阳调出这么多干部，而且担任这么重要的领导职务，山西广大干部群众很不满意。

　　报道中还披露，前些年，山西省委某些负责人在“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的思想指导下，无原则地从昔阳提拔大批所谓“对大寨有感情”、“敢批敢斗”的干部到各地区、各部门去掌权，使一些本来不该提拔的干部提拔重用了。一些人从昔阳调出担任重要职务后，往往又凭借职权，把自己所熟悉的干部或亲戚朋友拉到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工作。这样，就使昔阳干部调出越来越多。

据了解，1974年张怀英从昔阳调到寿阳任县委书记时，一下子就带去12名昔阳干部，安排在县委各要害部门。前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1978年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也带去两个昔阳人，安排在黑龙江担任地委副书记。还有同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一起造反起家的李韩锁，被提拔担任晋中地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后，凭借职权，亲自提名，或者以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名义提拔昔阳干部，甚至把一些违法乱纪分子、打砸抢分子提拔到晋中地区各重要领导岗位。

　　此稿配编者按，经《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同志和副总编李庄同志审定发表。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4版还发表了《调整不能都是易地做官》的知情读者来信，进一步提供了新的情况和事实，全面揭开了解决昔阳问题以至山西问题的盖子。

　　不久，参考中央山西问题调查组向中央的报告，由专人起草的总结全国农业学大寨教训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各地，全国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农业学大寨拨乱反正后，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中央批准他农转非，享受14级干部待遇，并带老伴落户北京，安家在北京三座门公寓。这多少对他也是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