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7月上山下乡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十五团(海南琼中县长征农场)二连。二连地处两座大山之间，人烟稀少，方圆几公里见不到一个人，偶尔见到当地黎族人和苗族人还在刀耕火种，一切都显得很原始荒凉。我们的劳动是上山砍岜开荒，烧岜开垦环山行，挖穴种橡胶。来年，我被选送到团部卫生队学习医务知识，几十天后学习班结束了，我被留在团部卫生队工作。
那时我团九连是知青聚集的新建连队，离团部好几公里远，在较为偏僻的大山里，那里更为荒凉，山高林密，少有平地，道路崎岖难行。为扩大橡胶种植，该连多次组织开荒大会战，1971年7月22日的大会战，准备先到十七连帮助收芝麻。大会战前夕，知青们为了能多出力多干活，早早就寝，养蓄精锐，准备为明天的工作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7月21日晚上，天空爽朗，月光皎洁，大地一片安详，九连的人在宁静中酣睡着。次日清晨，炊事员陈运强和另一名同事早早就起床了，到厨房为大会战准备早餐。他们像往常一样煮好开水，把开水倒进开水缸；当检查到煮的饭还有些夹生时就到开水缸舀了开水倒进饭锅里再焖；在炒萝卜干时因炉火太猛怕炒焦，他们顺手把水瓢里剩下的开水倒进锅里，当作油继续炒萝卜干。天还没明亮，雾气还在弥漫，人们纷纷起床，为大会战作各种准备，然后陆续去厨房打早餐回来用餐。
就在早餐后，悲剧发生了。有人急促地呕吐，向卫生员陈成丹求治，卫生员凭经验感到奇怪，一般情况下，人的呕吐不会这样急促。正给予配药时，忽然又有人跑来对卫生员说，宿舍里也有人在急促呕吐。卫生员起身快步迈出门口时，听见好几处传来呕叶声，他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肠胃病引起的呕吐，应该是食物中毒，于是立刻给团部卫生队打电话汇报。卫生队陈队长接电话后，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命令我们赶紧作救护准备，同时电话命令附近连队的卫生员跑步到九连援救，并向团首长汇报，请求派车送卫生队医务人员到九连实施抢救。
团首长同时也接到九连的电话，知道发生中毒事件，政委荆宝库此时正在十连处理事务，得知后当即命令汽车班马上派车给卫生队，命令团部各部门要全力配合卫生队的工作，满足卫生队的一切需要。发出命令后，荆政委紧接着带工作队从十连跑步赶赴九连。团长张传杰则留守团部，不断地用电话询问事态的发展，并指示卫生队要多派医务人员去九连参与抢救，要多带些药物以防急用。
我和许多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东倒西歪的人：有的倒在门口边，有的倒在柴火旁，有的直接躺倒在地；他们不管是仰着还是趴着，都是在急促地呕吐，痛苦地呻吟，低声地哭泣，无力地求救。那场面就像被恐怖分子袭击过似的，叫人看着心寒胆战。
我们马上投入抢救，就地取材，利用一切可用器材吊挂输液瓶，给中毒者输进葡萄糖氯化钠。肖少兰化验员快步向前收集呕吐物。根据当时情形，大家都感到应是灭茅药(学名亚砷酸钠)中毒。灭茅药是一种剧毒药，专门用来灭杀霸王草，也叫茅草，因其草根又尖又硬能扎穿一切树根，所以被称为霸王草。肖化验员在这方面比我们专业，她一看到呕吐物，就感到是灭茅药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要把呕吐物拿到县医院检验后才能确定，暂时同意我们的看法，先按灭茅药中毒的抢救办法来施救。
时间就是生命，化验和取解毒药两项工作都非常紧要，缺一不可，但化验室与解毒药都在十几公里山路外，交通工具显得非常重要。那时团部几台汽车已接受任务外出了，十几公里的山路汽车跑起来十几分钟就可到，如要人来跑恐怕两个小时也跑不到，何况还要背着一箱解毒药，迟滞了后果不堪设想。荆政委斩钉截铁下达命令，团部的车辆马上停止装货返回待命。陈队长也果断电话联系十二连的兽医蔡炳辉，要他立即带着解药(二硫基丙醇)尽快到团部，又命令我跟肖少兰回团部接药，接到药后想法子尽快返回九连，我当即和肖化验员乘车到团部去接药，同时陈队长还命令其他人上山采摘草药黑面神、熊胆皮煮成药水备用。
我刚赶到团部，蔡炳辉上气不接下气地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满头大汗赶到，我接过药，因荆政委给了我特权，为了抢救的需要，我可以随时随地拦截团部一切车辆，刚好团部一辆汽车接令返回，我跑过去拦了车，大声吩咐司机马上开车送我和蔡炳辉到九连。
由于没确定是中什么毒，我们只能对中毒者输大剂量的葡萄糖氯化钠来稀释毒素，打进少量的二硫基丙醇进行预防，同时还灌进一些用草药煮出来的水给予解毒，但因中毒者体内毒性过大，部分中毒者在很短的时间里开始休克、半休克。在抢救最紧张的时刻，肖化验员从县医院报来消息，经检验确定是灭茅药中毒，让我们抓紧时间为每个中毒者注射解毒药。
九连那时有一百一十来人，中毒的几乎都是各地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九十三人。没中毒的是几个后勤人员、卫生员和部分老工人，因后勤人员不参加大会战，这时还没起床吃早餐，卫生员打了早餐但没来得及吃，部分老工人在自家煮早餐不去厨房打，所以侥幸躲过。
发生这么庞大的人员中毒事件，据说在全国都极其罕见，团首长高度重视，马上向上级首长和县委汇报，并要求团卫生队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尽一切努力抢救。就在这紧急时刻，县委、师部、兵团以及广州军区的领导都高度关心事态的发展，各级领导们从县医院、师部医院和团部周边的各团卫生队紧急调来很多医务人员和药品，一辆辆满载医务人员和药品的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风驰电掣赶到九连，那场面虽非打仗，却如同战役，都以军事化的行动抢分夺秒进行施救。
就在人们全力以赴抢救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年轻美貌活泼可爱的女知青陈娟莲因中毒深重，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的离去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不尽快救治，其他生命也可能会被死神夺走。医务人员再次紧急会面磋商，大家一致决定加促用药，对能给予洗胃的立即洗胃，并建议从县里调来冰块，给中毒者冷敷减轻痛苦。那时所有医务人员都因救治紧张而神经绷紧，一切活动都在跑步进行，还要在中毒者床前来回不停地观察，大伙又累又困，简直是站着也能睡着了。
由于强毒素发作，不久，又有男知青赖北水、陈猫古、黎界祥三人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全体参救人员心情更加沉重了。
面对突发的中毒事件，我们为了抢救生命，一开始就忙于各自的分工，煮药的煮药，打针的打针，量血压的量血压，测体温的测体温，做后勤的做后勤，没有顾及刑事方面的问题，把刑事现场给破坏了。团首长发现后，命令赶紧保护现场，封锁厨房，控制无关人员进出，连队无急事的人员不能随便走动，同时从武装连调来大批荷枪实弹的战士做警戒保卫工作。团部设在九连的临时指挥所里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人，总是坐立不安，只要有轻微响声，大家就会从门口、窗户往外张望，希望不再发生意外的事情：如有人在屋外跑步办事，大家的心就会跟着跑步声怦怦直跳，总在猜想是不是又有生命被夺走了。
由于九连位于偏僻山沟，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医疗设施差，大型的抢救工作不好展开，各种急需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及时运到，这严重影响了抢救工作，难保知青生命不再被夺走。经领导和医务人员研究决定，将能带走的轻度中毒人员带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县医院和师部医院去抢救，剩下的重度中毒人员和半昏迷的不能动弹的集中在厨房大厅里，每个中毒者由四名护士和两名医生负责，日夜监护抢救。
紧张的抢救和运送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有序地进行着。广州军区领导从军区医院调派了西医、中医、化验三位专家，加上刑侦专家共四人，用直升机运送到海口市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九连临时指挥所，据说中毒事件惊动了军区直至国务院，周总理指示全力抢救。专家们细听了有关人员的述说，随后立即去看望中毒者。有位专家迅速拿出一瓶急救药丸，慎重发给每一个中毒者一粒，并吩咐医护人员马上捣碎药丸，用温开水调开灌给病人吃。中毒者服用了，没多久血压回升，心跳加强，真是神丹妙药啊。
随后专家们又回到临时指挥所，再次询问一些情况后，要求团首长找一个政治上可靠，行动敏捷，头脑灵活又有医护知识的人，配合他们工作。经推荐，这使命竞落在我身上、我倍感荣幸，但也感到责任重大。
专家们先对我进行政治上和家庭情况的询问，然后叫我两手各拿两个试验管，记住编号，在原地转几圈，然后按编号准确无误地把试管放到化验架上，这样连续做了两遍，确认我没有做错，能够胜任。接着，叫我到厨房，从厨房大厅里的开水缸起做序号一，再到靠近厨房门的水缸做序号二，再至其他，然后直接用试验管瓢取厨房里的食物。我按编好的序号，在一处瓢取开水缸里的开水，在二处瓢取冷水缸里的水，在三处瓢取饭锅里的米饭，在四处瓢取菜盆里的萝卜干，每取得一样东西，都要用干净的抹布抹干净试验管的外围。我按要求瓢取物品后返回，专家又要求我按原来的做法，用新的试管重做次，以确保没错号没污染。专家经化验后，方知这次投放在开水缸里的灭茅药是人致死量的四倍，人们只要喝上一口开水就会中毒身亡，听说某大国在越南战争中曾使用过，用飞机把药撒在草从里，牛吃上几口就倒地而亡。
据对中毒状况的分析，厨房的开水缸里的毒药分量最厉害，其次是萝卜干，再次是米饭，冷水缸里的毒量较低。估计投毒人是在夜晚偷偷溜进厨房，因为厨房上了锁，就把毒药倒在厨房开水缸里。第二天炊事员烧好开水就直接倒进缸里，由于煮的饭有些夹生，就到开水缸舀水酒在饭里再煮，还把开水酒进萝卜干里再炒，因萝卜干比米饭少，沾毒量就比米饭多。冷水缸里的毒药可能是大伙用水时，拿沾有毒药的水瓢舀水，把毒素带到水缸里和煮水锅里，包括团卫生队施救时在厨房煮药使用了沾有毒药的水瓢。
这次抢救，经过各级首长的强有力领导、正确指挥和大力支持，还有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奋战，许多中毒者在死亡的边缘上转危为安。专家们对我团的抢救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表扬团卫生队在事发时敢于大胆、快速地对中毒者进行大量的葡萄糖氯化钠的输液，甚至对中毒者的双手双脚进行输液；能果断使用二硫基丙醇预防性地注射，减轻了中毒程度，为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从而能从死神手里夺回许多宝贵生命，挽救了很多可爱的知青。否则，中毒的严重后果难以估量，或许中毒者会全被死神招去。但专家们又提醒我们，以后的抢救工作还是要慎之再慎，因为食物中毒是多样性的，在没有确定是什么中毒时用药要加以谨慎；大量的输液，对心脏不太好的病人会加大心脏的压力，也能造成死亡；若误打解毒药也会使人加速死亡。
那时我们的刑事观念和刑事知识淡薄，一心只想赶紧救人，没顾及中毒现场的保护，给刑侦破案带来了困难和不便。刑事专家赶到后，看了现场直摇头。根据勘察和各种询问后马上提出，九连所有的人都要隔离，坏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就是我们误以为可信任的人。刑事专家当时已经掌握了怀疑对象，并要求立即把此人控制起来，同时到他家去搜查，在他家里找到一个行军壶，在壶里检出亚砷酸钠成分，此人无法解释壶里为何沾有亚砷酸钠。
九连中毒事件发生的当天，在团首长督促下，团政治处干事和保密员连夜审查九连每个职工的档案，希望能找到投毒嫌疑人的一些蛛丝马迹。连里的知青绝大多数根正苗红，出身劳苦家庭和革命家庭，长在红旗下，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老工人也都是劳苦出身，他们都没有作案的动机。
在审查中，九连每个人都要写清楚中毒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自己的活动情况，唯有那个叫申明礼的嫌疑点最多，他就是被刑事专家掌握的怀疑对象，他的自查书面报告有很多地方与知青们看到的、写下的情况不同，也许做贼心虚，没敢写实。
申明礼有嫌疑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没有敌特的背景，是团部信任的人，是该连队的领导，在抢救活动中大家都把他当成可信赖的人，让他知道抢救方案，听从首长们的指挥，可以到处走动做事。此人在连里没与他人结下深仇大恨，那时知青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先进文化和新的文明，而且成了队里的生产主力，极大地改变了连队的面貌，他对知青有何怨恨呢？为什么会如此丧尽天良地投毒？那时我们一直搞不懂。
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特殊背景，加上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不能给投毒嫌疑人定罪，此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按没有管理好灭茅药，导致发生重大的人员中毒事件的责任事故对其作处理，撤销其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将其下放监督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