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逝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意外发现了3封信。

故事要从很是平淡的一天说起。

那一日，薄熙成在北京的集邮市场闲逛，偶然发现了三封30年代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邮戳的日期是“甘八年六月廿二日”，即1939年6月22日。

彼时，在北京集邮市场上，不少是长期经营小本生意的“倒爷”，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将大量邮票弄到手，再伺机倒卖，每月可以赚它个千儿八百的。

但引起薄熙成感兴趣的，不是信封上那30年代的珍稀邮票，而是信封中的三封信。

这三封信，早已严重泛黄，但上头的署名依旧十分清晰。上头分别署名“陈云、“璐琳”和“陆华”。

薄家与陈家有着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曾在陈云领导下，共同从事新中国的经济领导工作。

1978年拨乱反正后，陈云第一个站出来为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

薄熙成看到这三封信后，立即花2000元，买下了这三封意义非凡的信，转赠给了陈云之子陈元。

陈元把信交给了母亲于若木。陈元回忆说：“母亲看了这封信以后很激动，说这个信就是原信。母亲回忆起当时写信的情形，信上所写的内容，母亲基本上都说了。当时，之所以写信，就是母亲和父亲结婚了，要向娘家人说一声，有这么个意思。”

于若木惊喜地接过信后，看着信封上那自己亲笔写下的英文，收信人“YUDAWCHYUA 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

于道泉于 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3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倘若没有那几张 30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于若木沉沉地看着信件，良久，终于还是缓缓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

这上头的“陆华”便是于若木的本名。

当时，进入延安时要改名，如果直接使用本名，很可能牵连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于若木回忆道：“这封信是自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再寄出的，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于道泉当时在英国伦敦。

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都在延安工作生活。

于若木彼时决定给大哥写信，时局动荡，通信很不方便，正是“家书抵万金”，于若木便决定让丈夫和胞妹也各写一信给大哥，顺便一同寄出。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

她在信中向大哥告知了她和陈云结为伴侣的事情：“我想告诉你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实际上，在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而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投身于革命事业，但因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两人渐生好感，由病人与看护的关系后转为夫妇的关系。”

刚到陈云那儿时，陈云只待于若木为后辈，偶尔说说自己过往的经历。

于若木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后来，彼此有了一个初步了解，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从生活、爱好到理想、工作。”

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于若木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嗓音清亮，她唱了一首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两个单身男女慢慢暗生情愫。

在一次会面中，陈云慎重地询问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

于若木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只是羞涩地答道：“我还不懂。”

陈云闻后，又小心地问道，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

他说：“我是个本分人，做事情向来都是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应该能够合得来。”

在那个年代，“老实”和许多词挂钩——朴素、单纯、耿直，忠诚……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专程赶到延安。陈云认真、坦诚地向于道源讲述了他和于若木相识的经过，并把对方看作女方家长的代表，郑重地征求于道源对两人婚事的意见。于道源久闻陈云之名，深知他是一位很踏实、很稳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结合表示完全赞成。

“您问我们需要什么书，说实话，我们不需要书，我只是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可身边连一支可用的钢笔都没有。

写完这一句，于若木的笔迹似乎顿了一下，她又犹豫道：“这个请求只在你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你的债还完以后或者寄回家中的钱有剩余的时候。”

他们所居住的窑洞里有一个书架，上面只陈放一些马列经典书籍。

于若木用白布缝制了一个帘子，她觉得白布过于单调，就又用拆开的黑袜子在四周镶上细小的边儿，中间再别出心裁地绣上几朵六瓣的花，不算精致，但很有风格。

于若木回忆当时清贫的生活：“家里的东西虽简陋，但在我们的收拾下，看去也很清爽整洁。”

陈云的信，落笔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一开头，陈云便落笔写道：“昨日，接到您从伦敦寄的信，很是高兴。”

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这封回信中，陈云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目前中国的抗日形势，这是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对海外侨胞所作的一个“汇报”。

漫漫长篇过后，陈云才终于想起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自我介绍：“我自顾自地说了半天，同时还想简单介绍一下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是江苏人氏，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被寄养在舅父家长大。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便在上海书店做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忙碌至今。前年冬，由欧返回，恰值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三月成婚。”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成婚。时局特殊，陈云与于若木也都表示不喜欢铺张，他们只是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瓜子、糖果、花生、红枣等东西，然后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聚了一聚。

有的即兴表演了节目，场面十分热闹。于若木晚年回忆说：“事后，有人要陈云请客。当时，他虽然手里有点钱，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客。”

陈云性情含蓄，向于道泉说明自己对于若木的感情时，千言万语也只汇成一句：“我和陆华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都很合，惟只一点，年龄相差太远了，今年我已35岁。”

于若木在信中亦说到了这一点：“虽然陈云长了我十四岁，但我对自己现阶段的婚姻很是满意。他是一个可靠、忠实的人，做事很负责任，脾气也很好，遇到问题，从来都是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意气用事。”

只有一点，让年轻的于若木有些不知所措：“不痛快的是——两个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有时显得自己幼稚无能。”

婚后不久，陈云曾用三个晚上给予若木讲党史，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予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信件末尾，陈云写道：“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这几封从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有一段时间，于若木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每星期六下午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就又要返校了。

她回来时，主要是帮助陈云做点家务，料理一下陈云的生活。但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不涉及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陈云不说，于若木也从来不过问陈云工作方面的事情。

当于若木在家时，如遇到有人来汇报工作或谈问题，她总是回避开。一开始，陈云只有一间密洞时，她就“躲”到外面去。

后来，搬到一孔窑洞里，于若木也不听不陪，躲到里间窑洞去干自己的事。只有傅连瞳医生来给陈云看病时，才是一个例外，她才会在场。

在延安杨家岭半山坡那两孔土窑洞里，经常有些孩子出出进进。每到星期六下午，饭桌上就围着一大群孩子们。

于若木把组织照顾陈云的“好吃的”全拿出来招待孩子们。

这些孩子大多是烈士的遗孤，他们的父母有的因搞地下工作而遇难，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

为保护这些革命后代，陈云安排各地的地下组织将他们一一送到延安，再送到各个学校去接受教育。每到星期六，陈云就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中。

不论工作多忙，陈云总要抽出时间给孩子们讲革命先辈的故事，讲小英雄的事迹，于若木说：“他比我有耐心得多。”

有时，陈云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牙粉、牙刷、笔记本发给孩子们。在当时的延安，这是很珍贵的物资。

有人曾问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那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

早在延安时期，一位女同志还用羡慕的口吻说过：“于若木是怎么搞的，多年过来了，和陈云的关系还是那么融洽和谐。”

对此，于若木说：“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我和陈云除了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与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有着第四层也是最为重要的最为根本的一层关系——同志关系。正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我们走到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