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历史在煌煌岁月长河中，其实并不算有多大的魅力。就在辽代自身的二三百年历史中，吸引力恐怕也不算多突出，也毫无什么辉煌耀眼的战绩。
可耶律宗真与母亲萧耨斤这一段恩怨生出的宫廷纠葛，从小处说，令人感到万分悲痛感慨。从大处说，牵动整个辽代历史转折，也直接影响后来道宗洪基的命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堪称少有的穿越时空依然能打动人心的段落。
辽兴宗重熙年号钱币
所谓感念养母之恩大于生母之情，在古今传统中都会是非常赞许的美德，原本是不该被反对的。但不幸的是，宗真的生母也活生生就在身边，他不是那些真的被抱走到其他家庭去生活的少年。或是难以再见生母，见了就可以产生亲近感，这样多少还能产生一种轻松和自然，比如我们说宋仁宗赵祯被抱养，他就是被众人隐瞒了生母身份，自然容易对生母有强烈的好奇和情感涌动，偏偏宗真的命运并不是。
虽然当初的确是其父圣宗隆绪强夺了这一对母子的天伦之情。但生母萧耨斤毕竟近在咫尺，却始终没有设法与儿子好好相处，重新培养感情。她非常糟糕和武断地走向一条偏激报复之路，一味憎恨那个夺走儿子的萧菩萨哥，这种野蛮和扭曲心理，令萧耨斤与儿子之间的情感距离反而越来越远。原本应该是可以设法避免悲剧，最终是两败俱伤，让兴宗宗真彻底成为孤家寡人，这一段亲情悲剧实在让后人感到无比遗憾。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一点多少透露古代契丹人相应的文化修养较为欠缺，比如史书说萧耨斤虽然家世不差，但她起初也就是只是承天太后的侍女。但这只能是一种大概揣测，这种“强扭的瓜不甜”逻辑毕竟是不分古今的，即便中原人的文化修养积淀更多，什么仁义忠孝等理念相对更扎实，可看与兴宗同时的中原天子宋英宗赵曙，与收养大半辈子的仁宗曹皇后之间的母子关系同样很不好，甚至连带英宗皇后高氏与曹太后之间本来是亲戚（高氏因是曹氏的外甥女，从小就疼爱她，也收养在身边后嫁给赵曙），也关系变得极为不舒服。这种情感变化与文化积淀恐怕不是多明显的差异，全在一个个当事人自身的修养和处理方式。
影视剧中的萧菩萨哥形象
在萧菩萨哥自尽后，其相关亲族大臣据说被连带追究打击多达四十多人，众多人员家产被没收，有大臣像中书令萧朴为齐天太后鸣冤被赶走，他过去很受圣宗赏识（其父萧劳古善诗歌，据说是圣宗隆绪的诗友），这时外迁为东京留守去了辽东。之前大延琳一事平息后，萧朴就曾负责安抚当地。后来宗真自己揽事后，提升萧朴为南院枢密使，可惜刚任职不久就病故，年五十岁，宗真追赠齐王。
《契丹国志》指萧耨斤上位之后，以太后之名做了许多颠三倒四的事情，具体涉及朝廷事务方面却没有指出什么一二三。像提拔自家亲族子弟升官而言，鉴于萧家几兄弟萧孝穆、萧孝先、萧孝忠、萧孝友、萧孝诚，包括另一宗室大臣萧惠（他和萧家兄弟关系也密切），他们都算圣宗时已经十分得力的重臣，无非在这基础上又提携了一些子侄辈，这方面按说任何一届太后可能都会出现，说不上什么出格的事。真正感觉过分的，应该是强迫一些才貌出众的男子抛弃自家妻子，改娶和她有亲的女子，这一类奇葩事情倒确有一些。
假如萧耨斤只为占生母太后的名分，与宗真各自安于本分，互相少一些打扰和摩擦，即便不能完全把母子关系恢复如常，按说维持一种面子上、礼仪上的平衡也不会显得太难做。偏偏萧耨斤一再激化矛盾，主要就是她作为母亲非常想插手儿子的各个方面。
由于常年没有与儿子相处，萧耨斤不懂得如何弥补修复这种情感。几年下来，宗真已经十七八岁。今天看来处于青春叛逆期，萧耨斤却处处管束，强行捆绑两人的母子关系，显然只能适得其反，最终两人之间变得不可收拾。
史书指有一次宗真将上尊酒、银带赐给一名乐工，萧耨斤知道后大怒鞭笞那个乐工。宗真怀疑有身边的内侍向太后告密，暗中让左右杀内侍。萧耨斤知道后更加生气，又要求审讯侍从，结果审出是宗真下令。耶律宗真知道母亲所为后产生抱怨说：“我贵为天子，乃与囚同答状！”这一事情逐渐引出母子间不得不产生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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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耨斤担心宗真长大后，作为在位的大辽天子完全得势，而自己又无法获得儿子的好感和敬重，未来恐怕就会彻底失去一切。于是她与萧孝先兄弟合谋企图废掉宗真，改立小儿子耶律重元。重元要么曾经在场，要么太后身边亲信为了讨好而提前告知。他或是出于对母亲这一做法的不认同，或是出于与兄长关系更亲近，居然将母亲与萧孝先的谋划告知兄长。
宗真当然不甘被废，将计就计暗中策划，决定先发制人。这件事是如何进行的，《辽史·兴宗本纪》仅以一句话概括：（重熙三年1034）五月，太后归于上，自去守庆陵。
事实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其实这件事散落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当时兴宗宗真确实体现了一些手腕，按照契丹习俗惯例带萧耨斤及亲兵去行宫消暑。已经掌握生母意图的宗真“召孝先至，谕以废太后意。孝先震慑不能对。”既然萧孝先无言以对，显然重元所言便是属实。
这样一来，兴宗才带五百名亲兵包围太后的宫帐，命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就是之前诬告萧菩萨哥的宫卫）带人直闯萧耨斤卧帐，杀死永兴宫都总管高常哥及数十名内侍，然后用一辆黄布车把萧耨斤押往庆州七括宫软禁，收缴太后符玺，对外宣称“躬守庆陵”。至此，大辽的一切事务才完全归于辽兴宗一手掌握。
看起来辽兴宗像是大获全胜了，可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天子生母萧耨斤被幽禁，群臣出于息事宁人和充当调解员，加上萧孝穆、萧孝先、萧孝忠、萧孝友、萧孝诚一批重臣全是萧耨斤的兄弟（甚至萧孝穆还是宗真的岳丈，女儿萧挞里为兴宗皇后），大家你来我往多次轮番劝说宗真迎回母后，并举出“宋岁聘之利”（辽宋盟约每年都会根据节庆和生辰遣使祝贺对方太后），宗真一开始都没搭理。四年后的二月，他第一次派使者到庆州向萧耨斤请安。这一年十月，不止派人请安，还献上珍宝珠玩。
几年下来，耶律宗真的心里确实多少活动了。史书称重熙八年（1039）七月，宗真在做佛事时听到“报恩经”有所感悟，决定将母亲萧耨斤迎回奉养。《辽史·兴宗本纪》载：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拜谒庆陵，将太后迎接到显州拜谒园陵，然后回京。也就是说，萧耨斤在放逐和软禁五年之后终于回到宫廷。
辽兴宗的画像
次年十月十一日，兴宗宗真正式朝见生母太后萧耨斤，随后二十一日给皇太后举行再生礼（此前论述耶律休哥举行再生礼时提过，这是契丹最重要的人生礼仪之一，基本是本命年和重大人生节点举行，重归宫廷对萧耨斤显然是人生大事），并大赦天下。
看起来这对母子的关系似乎开始好转，可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真的和好如初。之后每一年，兴宗至少朝见萧耨斤一次，还会在重要节庆给犯人减刑，以此作为给生母积功德。就宗真而言，多少在面上做了一些孝道表示。但作为亲生母子搞成这样，实在让人无语。而且萧耨斤虽然回来，但见儿子这般冷淡，对宗真也始终充满怨恨，即使出于礼仪需要会一起出去活动，始终互相提防，母子双方的宫帐居然要隔十多里远。
直到重熙二十四年（1055），辽兴宗耶律宗真病重辞世，作为生母的萧耨斤也没有悲伤难过的样子，见儿媳萧挞里一直悲泣，还对她说：“你还年轻，何必哀痛如此！”萧耨斤活到道宗洪基在位三年后才过世，史书没有她临终的年纪记载。笔者推测应比萧菩萨哥略小几岁，但相差不算大，所以道宗初年身故时应该有七十岁左右。
总的来说，辽兴宗耶律宗真只在前几年受到生母萧耨斤的干扰，但随着他成功挫败母亲的谋划，此后在位仍有二十年，所以局面算是保持圣宗后期的兴盛。但是兴盛的另一面，却在朝衰弱的方向慢慢积累。从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一贯下来的吸收中原文化趋势基本饱和。从耶律宗真开始，契丹崇佛的一面开始打破平衡，逐渐超越过去君臣上下崇儒为主的局面。
如之前提到，宗真是在佛寺聆听“报恩经”时有种所谓“顿悟”的感觉，产生悔意和感触，这才转变念头想要试图与生母和好。只不过萧耨斤的怨念太深，而宗真也不够全力以赴，此事未能修成正果。但足已表明宗真多年来崇佛的一面非常突出，已经能够影响到他的生活。
崇佛，原本在契丹上层是一直存在的，从阿保机、德光、耶律倍等早期贵人都不例外。早年契丹大军攻灭辽东渤海时，阿保机就下令带走五十多名渤海高僧返回漠北。
像耶律倍和德光对中原文化的爱好都十分突出，这一点却不能单纯认为只是儒家学说和诗词文学，佛道文化在唐五代辽宋已经完全融入中原文化，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契丹的上京临潢府从一开始就修建有不少佛寺，像天雄寺在辽代一直很出名。
契丹自身的部族文化本来相对落后，加上刻意推崇唐朝风俗，善于学习，崇尚包容。我们今天都会轻松概括契丹对中原文化的长期吸收，但对中原文化的组成却往往含糊其辞。
当契丹奠定基业，对唐朝视为一种继承，其实对儒释道大体都很接纳，几种文化在北方大地也都算风靡。只是在不同阶段，或者朝廷民间的不同范畴，有时某一种会表现为更加主流，而另外的相对暗流。
辽代佛寺建筑的名片应县木塔
像耶律德光南下中原后，一度推崇儒家礼仪，希望能作为中原天子成为名正言顺的主宰。儒学一面开始在大辽上下表现为主体文化（或者说潮流时尚），同时他曾将燕京大悲阁的大白观音像迁移到祖州木叶山，另建一座兴王寺供奉。
显然，德光其实也有鲜明的崇佛举动。可有研究者也认为，德光并不算刻意崇佛，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希望以此影响漠北的契丹和其他部族百姓逐渐转变观念，能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实际意味着佛道同样是中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后耶律阮、耶律贤到耶律隆绪，这种继承中原文化的方面都相对突出，尤其到圣宗隆绪时期，辽代已经发展到繁荣鼎盛的局面。在论述圣宗时期已经详细说过，隆绪从小受到的教育就丝毫不亚于中原朝代，尤其受韩德让、马得臣等诸多有文化修养的汉官大臣长期影响，推崇儒家学问的一面很典型。比如还提过，隆绪要算是雅好诗歌文艺的契丹人，像中书令萧朴的父亲萧劳古就被视为隆绪亲密的诗友。
可另一方面，佛教文化也在契丹开始风靡，隆绪对此受到影响一点不少，我们从契丹不少人名已足已看到文化倾向，比如萧菩萨哥、萧观音这种名字，明显体现崇佛之意。学术界也公认，从圣宗开始，佛学在辽代进入全盛期，随后的兴宗、道宗、天祚只是持续兴盛，这与社稷朝局在后期逐渐衰弱，呈现颇为相反的态势。在佛家文化领域，辽代风靡的是华严宗和汉传密宗，而且很大程度两派是融合的，所谓“显密圆通”。
比如观音崇拜（著名的独乐寺十一面观音）和经幢繁荣，是继承唐代中后期以来流行的密宗文化。尤其辽代流传的著名佛塔，绝大多数呈现密宗特色，像著名的应县木塔在华严宗和密宗文化结合方面十分典型，既有有华严三圣卢舍那、文殊、普贤三像，同时也有体现密宗的四面佛和八菩萨曼荼罗。
从圣宗到兴宗前后六十多年，佛学在辽代文化中逐渐凸显，直至引领风尚，显然是关键的一个时期，这时大辽总体繁荣，各地寺庙兴起。史书记载当时“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兰”，“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屺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
辽代对僧侣的礼遇崇敬超乎一般常规，即使是“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有些僧人还担任重要官员参预俗事，较早的景宗保宁六年（974）十二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到兴宗宗真时期这种事例已经越来越多。
如崇敬非浊禅师于“重熙八年（1039）冬，有诏赴阙，兴宗赐以紫衣。十八年（1049），勅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属鼎驾上仙，驿征赴阙”。十九年（1050）“春正月庚寅，僧惠鉴加检校太尉”。在兴宗阶段，“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这种推崇确实达到后人所指的佞佛程度，《契丹国志》就批评兴宗：“溺志浮屠，僧人有正拜三公三师者，官爵非人，妄有除授。”
之所以笔者指这有契丹崇佛的传统，因为从景宗到兴宗之间，圣宗隆绪对僧人的授赠职务也早有先例，地位也是很高。如高僧非觉曾领“武定军师”，僧隐曾受“平章事”，虽然这些一般是荣誉性虚衔，但这种格外荣誉的惯例还是已经有不寻常的一面，为兴宗、道宗时期崇佛的泛滥提供一种铺垫。
辽代宫廷对出家人授官加爵使僧团世俗化的倾向十分典型，在表面崇敬佛门的同时，对佛学的思想性、哲学性以及学术性的文化意义则又是一种损伤与破坏，所以辽代的衰败从圣宗、兴宗维系的盛世局面下，逐渐显现出各种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