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的积蓄省下来，为的是给你出国读书用，你...你...居然都给捐了！”在上海家中的大厅里，一位母亲正对着儿子大怒：“我是不指望你了，可你自己怎么生活呀？我的儿子！”

“这些钱能给我带来快乐吗？以前有钱时，我也从未炫耀得意过！相反我只有痛苦过！如今国家需要我，党组织需要这笔钱，为了自己的信仰，我心甘情愿！”儿子坚定的说道。

几个月前当她听到儿子说：“现在上海局势不稳定，我要去香港发展，之后还要去美国！”时，母亲杨淑慧还不知儿子早已加入党组织了。

她只想着：香港是需要钱的地方啊，去美国读书也是父亲一直希望儿子走的路。于是，她迫不及待地给儿子带上珠宝黄金，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后来，她却得知儿子将这些积蓄上交了党组织，不由怒火中烧！要知道……孩子他爹可是大汉奸——周佛海啊！

周佛海一辈子卑躬屈膝，帮日本鬼子搜刮中国的民脂民膏，儿子却频繁向革命组织捐献的黄金、港币、美金翡翠、红蓝宝石......还将分家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组织，前后估算高达十万美元！

“难不成儿子真的是来替他还债的？”怒气消退后，母亲杨淑慧也无可奈何……

说到周幼海，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但你要知道他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那一定不觉陌生。“叛逆者”用在周幼海身上就说明了他与父亲的不同人生，父亲由红变黑，走上背叛中共的汉奸之路，儿子却从读红色经典开始走上了革命之路。

家庭背景使他数十年来遭遇坎坷，但他却捐光家财无怨无悔。

中学时，幼海从越南河内随母亲前往香港，就读于岭南中学。由于其父随汪精卫投敌，所有的压力都指向了周幼海。刚入学，便被同学嘲笑羞辱。看到同学在他的课桌上写着“小汉奸”三个字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煞白。

虽然他极力为自己辩护：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可是，同学们依旧对他投来冷漠的目光，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煎熬。即便他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坚定的的爱国之心，也无法改变他在同学中是汉奸儿子的印象。

此时的父亲决心叛党跟随汪精卫去上海，那时幼海还小，不懂政治，只能从岭南中学退学跟着父亲开始动荡的生活。周幼海来到上海不久，日本方面便安排他去日本读书，这件事也为同学所不齿。

在日本，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他心生空虚。当中国学生向他投来的藐视的目光时，他也迷茫地感觉到自己就是那个“大汉奸的儿子”。这令他心生困扰，让他感觉在外也是抬不起头来的。

此时，一位中国同学陈国祯秘密地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借给他阅读，他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认识到了父亲先前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却背叛了党组织。

他开始清醒的认识到：人的一生要走怎样的路，跟随什么样的信仰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也不受他人控制的。

后来，陈国祯又给周幼海拿来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论持久战》，于是他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著作。这本小册子仿佛一束束光照进了周幼海的心里，为迷茫中的他指明了方向，让他做出了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在日本国内监视进步人士的大环境下，周幼海因为父亲是大汉奸的家庭背景反而没有成为日本特高眼中盯着的对象，这得以让他在日本庆应大学读书期间，又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次入学并不是周幼海自己的意愿，还被日方拿来宣扬这是响应对华政策，为此，周幼海的内心愤恨不已，反抗的火种在内心扎下了根。

从日本回国度假那会，周家被特务日夜监视。他寻思着可以从杭州转站去重庆，于是说走就走，周幼海穿上他的麻布学生装，空手便走出了家门。

在当时的金门饭店住了一夜后，第二天天刚亮他便溜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可他没想到掌控特务的父亲周佛海哪会放过他，父亲立即派当时的军统特工万里浪将其捉了回来。

周佛海也没想到，儿子还是不死心，又开始谋划第二次逃跑。这次他计划先北上北平，再通过邯郸逃往游击区。心想着这区域父亲管不着，但没想到他不仅花光了带的钱，还是被日本人捉回来了。无奈之下，幼海只得重回日本读书去了。

一番周折后，周幼海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稳重成熟了。伴随美国向长崎投放原子弹的爆炸声，日军无条件投降。周家的好日子也到了头，被逼无奈下，幼海也只好随父一起在重庆白公馆被国民党当局“伺候”着。享受着每日美食相待，打牌悠闲的“美好”生活长达7个月之久。

7个月之后，军统最终释放了周幼海。他虽憎恶父亲，但还是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周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父亲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造成了如今不可收拾的烂摊子。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还不知，那么，儿子想走自己的路就随他去吧！

这件事对周幼海的刺激很大，触动很深，他对国民党就更深恶痛绝了。这也是促使周幼海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大一件事之一。

从重庆释放出来后，幼海来到成都，他想秘密回到上海，想想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求助了从前在岭南中学的同学肖孟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上海。当时，周佛海的家被军统搜查，幼海只好隐蔽在一所公寓里，有家而不能归。

其实在回到上海前，周幼海曾悄悄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国共产党办事处。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和周恩来，因为他知道父亲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进行了一番对答。

秘书对周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

秘书没想到一个汉奸之子尽这样胆大的要见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搪塞了一句：“他们忙死了，哪有空见你。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会帮你转达的！”

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幼海又一次被打了回去，这也让周幼海明白了，找到党组织才是第一步要做的。

周幼海千方百计寻找中共组织，他想起在日本读书期间利用假期回国的时候，见过当年在香港岭南中学读书的老同学张朝杰。

当时他听说张朝杰的妹妹去了苏北，也就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于是幼海找到老同学，得知张朝杰的妹妹已经是一名英产党员，他兴奋不已，表达了他想要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愿望。

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田云樵，也就是张朝杰的妹夫，安排来到了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社会部副部长杨帆接待了他并要求其改名为周之友，为接下来悄然从事的地下工作做准备。这一路走来，可见周幼海的这些老同学在他走上革命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引导。

不久，介绍人扬帆给周幼海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让他激动不已。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

入党之后，组织上希望能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地位为革命做点事。于是派其回到上海与田云樵一起工作。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份是万万不能暴露的，所以也只有田云樵与他联络。

此时，周幼海对外是一个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商人。用化名“周开理”在永大银行开了户头，还租了写字间，给人看上去整天忙于生意，眼里只有钱，而实际上他是在金钱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随着国内形势日益严峻，很多朋友都劝他赶紧到国外去避避。他也顺势对外谎称自己将去英国留学。

在白公馆的那些日子，馆里一些“老一辈”还教会了他不少情报的东西，加上父亲遗传给他的情报基因，这些都为他后期做这些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后，周幼海在田云樵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他参加“国民政治协会”活动，参与策反了浙东税警大队长，策反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

为更好地配合策反工作，周幼海曾以周佛海家属身份陪伴杨淑慧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国民党将军的部下中，有几位曾是父亲的下手，此时他们正在战场上与解放军对决。周幼海从父亲那里探听情况，为策反工作提供重要情报。

周幼海还在上海冒险秘密地收购手枪。

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大多时候，幼海把这一危险的任务都交由妻子施丹萍出面交易，再逐批交给地下交通员运往苏北，妻子也是非常配合并能利落的完成。当家中曾面临搜查的危险时，周幼海和妻子把手枪藏在地毯下面，夫妻躲过一劫。

除了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工作、收购枪支以外，他还想尽办法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黄金、港币、美金翡翠、红蓝宝石等，这在当时的党内，可谓是一笔巨款。母亲将分家所得1万美元给他后，他毫不犹豫地全部上交组织。这些都是他对革命的一片赤胆忠心啊！

不幸的是，后期周幼海由于受一系列冤案的牵连，两次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前后长达近18年。十多年的监狱生活期间，母亲从楼梯摔下身上多处骨折无人问津，最终去世，妻子靠每月33元支撑生活。周幼海自己也得了中风，手脚都不灵活了。

被释放后，他又两次被发派到上海京华化工厂“监督劳动”，住厂里集体宿舍。年过半百的周幼海半身瘫痪又无亲人，靠着一只还能活动的手度日如年。

直到1983年他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为时已晚，虽然他也断断续续接受治疗，但两年后还是因病逝世，终年63岁。

回顾周幼海的一生：年少被父亲的错误路线牵连，戴着“小汉奸”的帽子受尽压抑与羞辱。长大后，一路奔波投身革命，为国家散尽家财。到了晚年又受尽磨难。

摆脱父亲的阴影，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十来年，这一路周幼海走得坦坦荡荡。他无怨无悔地说：“父亲造了孽，我捐出一点家财又算得了什么！我是替他来还债的。”

周幼海的一生没有虚度，没有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