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姐姐电话时，正在阳台上给一株快要枯死的绿萝换水。初冬的阳光有些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远处楼顶的天线像一只弯曲的手臂，指向不确定的方向。手机铃声响起，我转过身，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姐姐”两个字，竟有几秒钟的迟疑。

“喂，姐。”我按下接听键，语气平静。

“那个……”她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像是想说什么又在斟酌。“房子的事，你知道吧？被征了，赔了110万。”

我微微一愣，手里端着绿萝的玻璃瓶差点滑落。“嗯，我听说了。”其实，那条消息几天前就在家族群里炸开了锅，亲戚们纷纷恭喜姐姐“发了大财”。我却一句话没插，既没有祝贺，也没有提起当初把房子送她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她终于开口：“这钱……你想要多少？”

绿萝的根在水里轻轻摆动，像是无声的叹息。我盯着那几根脆弱的根须，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她是在问我想要多少，而不是问我应得多少。这样的措辞，像极了一个试探，甚至带着点防备。

父母去世得早，家里就剩下我和姐姐。我们之间没有电视剧里那种剑拔弩张的争吵，也没有亲密无间的依赖。大概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她比我大八岁，在我记事时，她已经离开家去外地读书了。对我来说，她更像是一个偶尔回来看我的远房亲戚，带着水果和衣服，拍拍我的头，告诉我“听爸妈的话”。

后来，她大学毕业，结婚，生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安稳。可我知道，她并不宽裕。姐夫工作普通，家里还有房贷压着，孩子上学的花销更是让她捉襟见肘。她总是笑着对我说：“小妹，你可得好好读书，将来别像我这样。”

我听了话，努力读书，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里工作，租了个小公寓。父母突然去世时，我刚刚站稳脚跟，姐姐却陷入了经济困境。她的房贷还没还完，孩子发烧住院，连医药费都得从亲戚那儿借。就在那时，父母留下的那套房子被写在了我的名下。

“再怎么说，她是你亲姐，”亲戚们劝我，“她日子这么难，你又没成家，暂时也不需要房子。房子给她，也算是帮她一把。”

我没有犹豫太久。一来，我确实暂时用不上那套房子；二来，我以为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房子给她，也不过是换个名字，反正我们是一家人。

房子过户后，我回了一趟老家。那天，姐姐在厨房煮饭，姐夫抱着孩子在客厅看电视。我坐在沙发上，听着电视里吵闹的广告声，忽然有种说不上来的疏离感。这曾经是我们的家，可现在，它变成了他们的家。

“你怎么了？”姐姐端着碗从厨房走出来，看到我发呆，笑着问。

“没事。”我摇头，试图把那种荒唐的感觉抛掉。可那一瞬间，我隐隐明白了一个事实——房子过户的那一刻，我和它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它不再属于我，甚至不再属于“我们”。

半年后，房子被征收的消息传来，110万的补偿款让姐姐一家一夜之间松了口气。她立刻在市区买了一套新房，装修款都不需要贷款。亲戚们又开始七嘴八舌地夸她运气好，说她终于熬出头了。

而我呢？我依然住在那个狭小的出租屋里，捧着手机，默默地刷着征收的新闻。

电话里，姐姐的语气带着点小心翼翼，也带着点不甘。这样的矛盾让我心口发紧。我知道她怕什么。怕我突然翻脸，向她讨回应得的那一部分；也怕我什么都不要，但从此心里埋下隔阂。

可这道选择题，本身就足够讽刺。

“姐，”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房子我已经给你了，钱是你的，我不要。”

电话那头的她似乎松了口气，连连说：“小妹，我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放心，以后你缺什么，尽管找我。”

我笑了笑，没接话。挂了电话后，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玻璃瓶里那株绿萝。阳光透过水面，折射出细碎的光影，几片泛黄的叶子像是随时会掉下来的翅膀，倔强地挂在枝头。

父母留下的房子，是他们对我最后的馈赠。把它送给姐姐时，我觉得自己是大方的、体谅的，甚至有点“成全”的意味。可当110万的补偿款出现时，那种微妙的不平衡感却让我不由自主地质疑：我真的甘心吗？她真的懂得感恩吗？

感情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亲情也不例外。我们可以选择无条件地爱，但不代表可以忽视彼此的付出与牺牲。**我不怪姐姐，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但我希望她明白，亲情不该被利益衡量，更不该被它分裂。

送走了那株绿萝，我决定去花店买几株新的植物。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板笑眯眯地递给我一盆小小的多肉。我接过它，忽然觉得，或许这也是一种释然。

愿我们都能在亲情中找到平衡，不被利益捆绑，也不被愧疚束缚。亲情的意义，不是掂量对错，而是彼此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