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为大唐东征西战，其子薛丁山和孙子薛刚亦是保卫大唐河山的英雄人物；杨业一生跨马平天下，七子亦是北宋的顶梁柱。将门之家，能在王朝间百年无虞，家风的传承不可或缺。
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谈到“<span data-bjh-target="非澹泊，非宁静无以致远”，《傅雷家书》和《曾国藩》亦可作为教导后人的依据。只不过，虎父不可能永无犬子，家风传承不好，名贵勋家亦能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张之洞一身清誉毁于后人
晚清大厦将倾，李鸿章、张之洞等一众老臣扶着颤颤巍巍的大清，试图护住大清的国脉。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名声可不比李鸿章小，只是相比于李鸿章，张之洞背负骂名更少。
张之洞本人并没有诟病之处，于大清、于个人，张之洞都把“修身、治国、平天下”时刻谨记，唯独“齐家”这一条，张之洞没有约束好后人，不仅连累了自己还拖垮了国家。
五岁入私塾、十四岁中了秀才，因帮助父亲处理公务同治二年进士及第，张之洞的仕途一路上顺风顺水。以张之洞入朝之后的所作所为，张之洞的父亲必然是注意家风的传承，尤其是爱国和变革这两条，必定是每日敲打。
法国来犯，张之洞在广州严防死守；他国强大，张之洞开始朝廷兴办洋务、主张变法。张之洞在世做的每一条，都是在为满清殚精竭虑，那条条框框都是藏着一颗老臣的爱国心。满清能在八国的虎视眈眈下苟延残喘多年，这其中张之洞有一半的功劳。
可能是张之洞一心扑在朝廷上，忽略了子女的教导，这才导致子女毁了自己一生累积的清誉。等到小儿子张仁蠡降生时，张之洞已经六十三岁。老来得子，门徒众多，自己又是高官厚禄在身，张之洞觉得人生不过如此。
只是此时张之洞有心管教子女，可老天已经不准备给他更多的时日。张之洞去世之时，张仁蠡还是一张白纸，张之洞给小儿子留的后路就是交予五子张仁乐教导。一步错，步步错，张之洞给小儿子留下的后路，给中国埋下了祸根。
兄长言传身教毁了一张白纸
张之洞拥护的是大清朝，可并不排斥他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碍于满清当年的现状，张之洞自然在家中多有谈论两国之间的差别，而这一切被张仁乐耳濡目染。
当年，张仁乐被送往日本，张之洞本意是希望儿子能够学习先进技术与思想，但张之洞给儿子呈现的晚清颓废的面貌却让张仁乐再无报效国家的心思。
中国文化焉能不如日本，张仁乐更多地是被日本社会的繁荣所迷惑。在这般崇洋媚外的哥哥身边，张仁乐的思想自然与张仁乐“一脉相承”。
张之洞只是痛恨满清的落后，可却愿意以一己之力匡扶天下。张仁乐不同，张仁乐以满清为耻，对满清的高谈阔论也是把满清贬到尘埃，昔日老祖宗留下的精华也被张仁乐踩一脚，而日本丢弃在路边的垃圾在张仁乐嘴边也是香的。
在兄长的言传身教中，张仁蠡这张白纸自然也成了第二个张仁乐。晚清倒台之后，北洋军阀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张仁乐和张仁蠡兄弟俩只是在家中谈论，可北洋军阀与国外势力的靠拢却让两兄弟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张仁乐在东北地区筹谋，做了李景林的走狗，可李景林又与日本人联系紧密，所以这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更是助长了张仁乐的野心。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国的资源，张仁乐却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大肆敛财同时传播日本文化。张仁乐想要把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国。
哥哥迫害老百姓，张仁蠡在他的庇护下焉能有怜悯众生的同理心？张仁乐已然没了良知，又怎么能够祈祷一个自小生活在恶魔身边的小恶魔有任何的良知呢？这兄弟俩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兄弟一个逃脱一个被捕
张仁乐后期已经彻底归属于日本人的名下，张仁蠡自然也不甘落后。张仁蠡后来成了武汉市的市长，为官者应造福一方百姓。但张仁蠡做的不是中国人的官而是日本人的官，武汉的百姓就是张仁蠡对日本人的孝敬，只需要日本人一声令下，张仁蠡就能献上讨好。
张仁蠡一心想着日本人能在短时间灭亡中国，而自己作为日本人对接中国的负责人，自然是头等功，到时候荣华富贵是唾手可得。只是，张仁蠡的想法成了妄想，他最不看好的国家成了胜者，他最看好的国家灰溜溜地逃走，至于为日本效力的张仁蠡，自然被丢在了国内。
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速度很快，甚至来不及接走留在中国的国民。连自己国家的民众都可以丢下，何况是张仁蠡一个外国人。张仁蠡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应该受到凌迟之刑。
张仁乐和张仁蠡两兄弟是在建国之后论罪查处的，只是张仁乐因为妻子从中周旋逃亡到了日本，而张仁蠡被处以死刑。
张之洞在国内享有多大的声誉，张仁乐和张仁蠡就在国内有多大的唾骂声。子不教父之过，张仁乐和张仁蠡在国内的为非作歹，张之洞没能一点点的责任？张之洞为满清鞠躬尽瘁，并不能替他的两个儿子折罪。
日军带过来的兵力有限，真正能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是那些主动向日本人“投诚”的中国人。国家生死存亡之秋，国人却成了我们的对立面，实属不该。父亲有罪，的确不应该祸及子孙；但子孙有罪，却与父辈脱不了干系。
张仁乐和张仁蠡的所作所为，也是张之洞一生中最大的黑点，张之洞对得起满清，却对不起民国时代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