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原甸子梁
张雨生
甸子梁，这名字好美。带有水泡子的放牧草场，北方人叫甸子。但我细读军用地图，看见保定地区的西北角，有一座高山冠名甸子梁，不知是什么意思。何况这座高山海拔2100余米。在华北连绵的群山中，高过她的峰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山的美与甸子的美，实在难于联系起来。
盛夏8月，我来到涞源县。与武装部的同志谈到甸子梁，部长说，他曾上去过。那上面空军建过雷达站，武装部发动民兵帮助他们修了一条上山的简易公路。只是雷达站已撤消，不知那条简易公路还能不能通车。曾做为军事用地，现状如何，我们想攀上去，看看究竟。
找着了善走山路的最好司机，开着崭新的越野吉普车，我同部长，政委一行，带上干粮和饮水，向甸子梁进发了。
从县城到留庄有柏油路。出留庄，沿着河沟向西北行，有一段乡村大车道。再向前，大车道没了，吉普车便在河床里的鹅卵石上颜簸，看不到简易公路的影子。一个雨季，河沟里填起的沙土路，会被冲得无影无踪。幸好，盘山的路段还挂在山腰上。路面多有雨裂，山坡常有塌方。大伙不时地下车，搬石头，填雨裂，把吉普车推过去。这段路程摇晃了三个半小时。
登上山顶，放眼望去，平展展，坦荡荡，如同一方原野，足有二十多平方公里。难怪在地图上，同一等高线内，有着那么一个大圆圈。华北几座超过二千米的高峰，如大五台、小五台、白石山、雾灵山、恒山，我都爬上过。峰顶，或是突兀的岩石，或是锅底似的山包，没有这么大块的原野。江西庐山的梁上建有牯岭镇，山东泰山的顶端建有天街，但那里的建筑物，散落在坡坡岭岭，沟沟壑壑。甸子梁如果建城，容得下一个县级市，而且平平坦坦。
原野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灌木，全是茂盛的野草。野草像厚实的地毯，将山梁盖得严严实实。盛夏，正是华北的雨季，低凹的地方积存着一个个水泡子。我去过内蒙古，看过几处草原。这里所见，与那里没有什么不同。甸子梁名副其实，是一处独特的高山草原。
说是草原，不如说是花原。野花多极了，灿烂极了。一丛丛，一簇簇，七彩杂呈，开得如火如荼。分开花丛细看，是草就开花。不开花的草，好像不配来到甸子梁。我叫不出几种野花的名称。在山下，庭院里所种的草花，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原种。这么绚丽的花的原野，我从未见过，除了甸子梁，恐怕也没有第二家。
司机好像为着松弛神经，让汽车在花原上畅快地奔驰。一路上，他的神情过于专注了。车轮碾在花原上，很让人惋惜。我连忙招呼司机停车。尽管这些野花，夏至秋去，自生自灭，没有游人来欣赏，但也实在不忍心去破坏。这是大自然伟力的创造。
山风吹过，让人不禁打起冷颤。太阳正当顶，但失去了威力，照在身上不觉得烘热，只觉得暖和。这时候的北京，处在酷热之中，热浪袭人，汗流浃背。如果能借得甸子梁上的凉爽，该是多么美妙啊!
花原正中央，残留着两排墙基。部长说，这是雷达站的遗址。墙体内外砌着石块，中间筑着泥土，足有一米厚。上部全塌了，看样子，不是土窑洞，就是地窝子。冬季最寒冷的日子，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这种住宅好抗拒严寒。土窑洞也好，地窝子也罢，都是最原始的，最简陋的。那个时代，我军最先进的侦察设备安装在这里，捕捉到了美国的高空侦察机，指引空军击落了它。我绕着雷达站的墙基转了一圈，心里涌动着一股激情。
天空是透明的。草地如洗，风过无尘。一会儿晴空，一会儿雾天。雾是飘来飘去的云。四周的峰峦，在浮云中忽隐忽现，但都伏脚下。晴空时，目极万里，唯上唯尊，仿佛我们在主宰大地；雾浓时，天地混浊，阴阳合一，又仿佛我们被宇宙吞食。这么着一张一合，是不是自然之神玩弄魔力，让我们在瞬间体验整个人生？
从梁上回留庄，经过三个自然村子，这时我才注意到，三个村子以完全不同的景观，显示着三种地域的植被特色。
山梁朝南的那面坡上，有七八户人家，都不是长期住户。夏天，他们赶着牛群上山，暂时住在这里。入冬，大雪覆盖了草原，又将牛群赶下山去。这里应该认做高山放牧区。
下到山腰，第二个村子，有三四十户人家。坡地上种着土豆、莜麦、胡麻，这些农作物耐寒，生长期短。山上不长大树，尽是灌木丛。丛林里，榛子多极了，正值采摘季节。我们停车，同采榛子的山民闲谈。他们说，赶头毛驴上山，一人一天能采两百来斤刺果。驮回家，去掉皮刺，晒成干果，有二十来斤。送到山下收购站去，每斤卖四元。这里的榛子能采半个多月。山果，还有药材，是深山居民的主要收入。
第三个村子，落在山脚下，有百来户人家。地里长着玉米、高梁、红薯。树木高大，阔叶与针叶混杂。这里是普通的华北乡村了。
在军用地图上，我量了量甸子梁到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160公里。以天安门为中心画圆，清东陵、白洋淀、甸子梁，临近于同一弧线。出北京，西上甸子梁，路过房山的十渡，涞水的野三坡。北京人旅游，前些年还只远到十渡，近年已延伸到野三坡。再过些年，我看会跃上甸子梁。如果在梁上建一座花原凉城，那将是北京人夏季最向往的胜地。有眼力的旅游开发者，将目光投向甸子梁，我看是时候了。
这设想也让人担心。甸子梁，一旦游人如织，难免践踏花草，乱扔垃圾，决难保持纯净和自然。名声依旧，风光已去，开发岂不是毁坏？倘若那样，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
刊载于1997年9月18日《保定日报》
勐龙已不遥远
张雨生
摇曳多姿的凤尾竹，掩映着幢幢傣楼。小街两旁的芒果树上，密密地垂吊着青青的果实。边境小镇勐龙，没设口岸，没有边贸，依旧那么宁静，温柔。宁静得像一幅画，温柔得像一首诗。这是祖国大西南的最南端，西双版纳与缅甸交界的深山谷地。
登上山梁俯望，240界碑之外，苍苍茫茫的山林，是全世界注目的金三角。因种植罂粟，制造毒品，被视为神秘地带。勐龙与之毗邻，似乎也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何止是雾气？青年时代，看电影《遥远的勐龙沙》，留下过深刻印象：那是遥远的地方，发生的遥远的故事。前一个遥远，是指空间。没有公路的年代，从昆明到勐龙，骑马或步行，出没峡谷丛林，穿越横断山脉，得走两个多月。后一个遥远，是指时间。封闭状态下的边民，生产水平、文化素质、生活质量，滞后现代文明的距离，恐怕要用世纪来评说。
踏上这块热土，我寻觅几天之后，心头的雾气一扫而光。勐龙是透明的，一切都不神密。勐龙是贴近的，时间和空间都不遥远。
那天清晨，我正在睡梦中，被吆喝声吵醒。傣寨旁边，五六十个人拖着什么，喊叫着，欢笑着，从密林里出来。我走过去，看见长绳上拴着一根木料。这让人奇怪：木料超不过千斤，五六个人就拖得动；再说，寨里养着好多水牛，赶一头来也能拖回去，干吗要这么多人？
“这是修缅寺。”我正疑感，一句女孩的普通话，从身后传来。回头一看，她已走到近旁。身材修长，傣裙曳地，光着一双脚，标致的傣家少女。
“您是从内地来的吧？” 她打量着我，我点点头。她解释说：“修缅寺，全寨人都得出力气。看来窝工，其实是表示爱心。”她的普通话讲得很好，我惊奇地注视着她。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续说：“傣人的缅寺，内地人都称为庙，其实不完全对。缅寺还像乡村小学，有启蒙教育的功能。”
她说得对。昨天，去看曼飞龙笋塔，见老师正给小和尚们上课。下山的路上，又见两个小和尚往山上抬课桌。傣家男孩去当小和尚，是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十六七岁还俗后，被看做是有文化的人。
小姑娘还告诉我，女孩不能进缅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如今，村村办起了小学，镇上办起了中学。勐龙还建有国营农场，场里的小学和中学办得更好。泰家女孩可以上学了。男孩进正规学校的多，去缅寺的越来越少。
这些话显示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我怀疑，她是不是当地傣家的女孩？正想问，她指着拉木料的人群告诉我，那里面有她的爸爸。她跑过去喊了几声，便走过来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他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很热情邀我去他家做客。我很乐意。了解傣人的家庭，是我来勐龙的愿望。
新修的木楼，坐落在香蕉园中。青果累累，大串的，重十来公斤，用木棒支撑着，煞是喜人。傣人没有锁门的习惯，家家敞着门，民风淳朴。楼上有个平台，既是女主人操作家事的地方，也是招待客人的地方。
坐到平台上，男主人说：“原先，我们都住竹楼，茅草盖顶。现在生活富裕了，拆了竹楼，建起了木楼，盖瓦顶。要看傣家竹楼，得到那边去。”他说的那边，是指境外。
“景洪的民族园里，有竹楼，那是给外地人看的，当做民族风情。”她的女儿补充说。
凭内地经验，搞农业只能解决温饱，办乡镇企业才能致富。但整个勐龙，看不见乡镇企业。我问：“你们靠什么走向富裕？”
他介绍，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种橡胶树，一家种几百棵，进入盛期，一年能收入几千元；二是种果树，一公斤好品种的芒果，能卖到十几元；三是种时令蔬菜，冬季，种西瓜、冬瓜、辣椒、豆夹、茄子，都长得很好，有人来收购，运到内地去卖。口粮主要是稻米，兼有杂粮。此时的坝子里，一季稻已收割，二季稻正下种。农贸市场上，一边卖红薯，一边卖红薯秧子。一年四季，气侯温和，雨量充沛，种什么，收什么。只要勤劳，饱不难解决，温无须解决。
“勐龙只抓林业和农业，不发展工业，为的是保护自然环境。”他强调这句话，表明现代环保意识很强。
谈了一会，一位老人赶着牛群回来了。小姑娘说是她的爷爷。我想走过去打招呼，她制止我说：“爷爷不懂汉语。”她说了几句，老人满脸堆笑，用手势表示欢迎。
女主人热情留我吃饭。她把水泡的糯米倒进青竹筒里，放到火上烧烤，熟了，劈开竹筒，清香扑鼻。拔回一小捆竹笋，放在锅里煮过，端到桌上，剥开笋壳，边蘸调料边吃，像北方人吃大葱蘸酱，风味自然特别。
女主人也会汉语。我问什么时侯学的，她说是少女时代，像她女儿那般年龄。那时候，从北京、上海来了大批知识青年。她参加了民兵，一块劳动，训练，巡逻，很快学会了汉语。她的丈夫也是那时学会汉语的。她还说：“民兵连请知青当老师，组织过扫盲班。我俩识了一些字，多年不用都忘了。”
边吃边谈，我才晓得，他们的女儿已是高三学生，周末回家来拿生活费。很快，她要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我对她说：“过两天，我就回州里去，住在军分区的招待所里。”
回到州里的那天晚上，她来了，还带着一个同学。此时的她，上着衬衫，下着长裤，全然像内地学生。她问我，能不能介绍北京的大学情况，并说：“我俩都想考到北京去，学计算机。”
我先问这里的教学质量。她介绍，往年，学校的升学率在三分之一左右，每年都有考到北京的。他们学的是统一教材，考的也是统一试题，同内地完全一样。要说有差别，仅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考生，可以照顾20分，她的同学帮忙说：“她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生，有信心考到北京去。”
我曾在学院教书，参与过高考阅卷。去年女儿考大学，又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我将自己所知道的，尽量讲出来，她俩听得很认真。
临别，我称赞她说：“你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到了内地，没有人猜得出你是傣家姑娘。”
她笑了笑，说是跟老师学的。“我的小学老师，高中老师，都是从北京来的。”
勐龙的小女孩，小学和高中，怎么都会接受北京来的教师的教育呢？与军分区的同志谈到这个疑问，他们说，这不奇怪。当年，北京、上海来的大批知青，有些人当了中小学教师。后来绝大多数走了，但也有留下的。近几年，内地组织教师支援边疆，北京、上海都派来了优秀教师。原来如此。这个小女孩是幸运的。她接受的教育，与内地农村不仅没有差别，其至更优良。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到勐龙，虽然浮光掠影，但认识了傣族这一家人，我对那里看得更明晰了。
一家三代，爷爷不懂汉语，儿子媳妇汉语说得利素，但读不了书报，孙女不仅会汉文，还会英文，正准备考到北京的大学去学计算机。如果说，爷爷曾习惯的生活，是封闭的，遥远的，那么，他的孙女进入的生活，则是开放的，现代的。一家三代的变化，也就是解放以来的事。可以说，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了与现代文明的遥远差距，跃进到了计算机的时代。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地域观念也在改变。自治州首府已建有机场，从北京飞到那儿，三个半小时。再去勐龙，全是柏油路，55公里。倘若正午从北京出发，站到那家傣楼的平台上，太阳还会热烘烘地晒着人。如此一来，还会觉得勐龙那么遥远吗？
刊载于1997年10月30日《保定日报》
（除稿件，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