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操所代表门第文化类型，作为曹操所属“阶层”或“集团”的划分因素，曹操因此而成为统治阶层中与名门世族相对立的寒门、士族代表者。此种观点的持有者主要是陈寅恪和贺昌群。

这种观点认为曹操是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区别于袁绍、孙权等世家豪族以及取得世家豪族拥护的武力豪族。与世家豪族以崇奉儒家思想不同，“但曹操出身寒族，以法术为治”。

在家世背景上，曹操出身背景也与出身为地方豪族的袁氏形成鲜明对比，“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因此“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信奉法家学说便成为寒门、士族所普遍所拥有的思想。

而且从曹操少时言行举止到执政所采用的方式，都体现出曹操不同于受儒家风气濡染的名门世族的行事风格，“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细致苛惨，科防互设'，表明曹氏并不以儒学为务，与豪族的服膺儒教不同。”

由于这两大集团在思想文化及行政理念上表现出来巨大差异，因此也被认为此时期存在着两大明显的治国理政模式，一种便是以“繁文多礼态”为特征的世家豪族所主导的儒家之政，而“曹操代表一种新兴势力，所谓道法之政也。

以政治之实施论，道之用在法，法之体为道，故道法相成”。由于这两种政治模式互不兼容，必然导致这两大文化集团的尖锐对立，“然而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儒家豪族是与寒族出身的曹氏对立的”。

在这种阶层集团的对立冲突之中，作为新兴的以法术为特征的寒门、士族，必然为了自身利益，要求对腐朽落后的儒门世族进行摧毁，从而为自身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张开拓空间，因此打击名门世族的思想文化原则和政治势力便应运而生，其中首要的便是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摧折。

由于曹操是出身于最受儒门士族所鄙视的宦官寒门、士族，导致曹操“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地位”。

因此，为了摧毁为世家大族所垄断的儒家思想文化资源，曹操开始采取了一些列针对性措施，首先便是打破人才选拔的儒家道德取向，而重视法家学说中的循名责实思想，颁布求才三令，“三令标明了曹操政策之所在一一标准是才，不是道德”，以“才”的标准取代“德"的准则，也被认为曹操要确立自身政治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措施。

而曹操要为自身取得政治地位肃清所有障碍，必须对不利于自身的世族文化进行打击，“曹操要在汉末取刘氏皇位而代之，最为重要的是要催破儒家豪族的精神壁垒，即汉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然后才可以获得成功”，因此，曹操“求才三令”的颁布，是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完全颠覆。

同时，为了打击儒家名门世族浮华虚诞的生活作风，曹操开始以法家淳朴尚实的生活方式予以纠正，从而倡导勤俭质朴的生活方式，“曹操如此厉行节俭，与他出身于寒族及当时经济的破坏虽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要催破豪族的奢侈之风”。

与此同时，曹操提倡“刑名之术”，以此来取代名门世族以儒家文化道德资源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石，“这说明要摧陷廓清豪族儒教教义的曹操，转而求以法术为治。所以他重刑”，因此，“好法术可以说是曹操鄙弃儒术的一种必然结果”。

然而曹操法术政治实行并未完善，因此其政治特征呈现出深刻坚忍的弊端，“由是而兵谋权术宗之，虽非其本真，亦势之必至，此曹魏政治根本得失之所在也”。

可以看出，曹操的法术政治表现出坚忍刻薄，崇尚权术的特征,但是作为寒门世族的曹操，以法术政治取代名门世族的儒家政治，确实推动了曹魏政权社会风气的变革，其对经世致用人才的选拔，对曹魏霸业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