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生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想到，他们这群差不多年纪的人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人为革命献身，有人成了叛徒，有人埋头教书，还有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

这批人大都是穿长衫的书生，整天想着怎么救国，但是走的路子完全不一样，要是说革命呢，就拿邓中夏来说，人家可是真干实事的，在工人里头搞工会，发动罢工，最后死在了南京，倒是没看见新中国。

闻一多虽然也算革命者，但人家主要是写诗搞学问的，教书的时候特别认真，上完课嗓子都哑了，学生说他讲课特别有意思，把诗词讲得活灵活现的，可惜后来在昆明给人暗杀了。

傅斯年跟罗家伦走的是教育路子，两个人都当过北大教授，在学校里整天琢磨怎么改革教育，搞什么新式教学法，这些事情在当时看来也是很前卫的。

张国焘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了，开始是个热血青年，后来当了共产党的大官，但是到了后期却叛变了，最后跑到了香港，这种转变让很多人都想不通。

瞿秋白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又是搞革命又是搞文学，写东西特别厉害，懂好几种外语，但最后在福建给人抓了，死的时候才36岁，临死前还写了一篇《多余的话》。

罗隆基跟许德珩的路子就更不一样了，搞民主运动的，许德珩活得特别长，从清朝一直活到改革开放，要是让他写回忆录，那得写多少册子才装得下。

谢绍敏在当时不算特别出名，但也是个热心的知识分子，跟这些人差不多年纪，整天琢磨着怎么救国救民，后来在战争中死了。

张太雷是真正的革命者，在广州搞工人运动，组织武装起义，死得比较早，要是活到现在，肯定会被写进教科书。

他们这些人虽然生在一个年代，但是性格差别特别大，有的人特别理想主义，有的人特别务实，有的人固执得要命，有的人能随机应变。

家庭背景也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像傅斯年家里条件还不错，所以能专心搞学问，但是邓中夏就比较苦，所以更容易理解底层人民的苦处。

地域差异也挺有意思，北方人南方人想问题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比如闻一多是湖北人，说话做事比较直接，瞿秋白是江苏人，显得文绉绉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特别复杂，有的是同学，有的是战友，有的后来成了对手，这些关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发展。

他们这些人遇到了特别多的历史机会，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错过了，比如张国焘要是不叛变，说不定现在名字已经刻在纪念碑上了。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想改变中国，但是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结果自然也不一样，有的人名留青史，有的人被人唾弃。

这群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同样是知识分子，走的路可以完全不一样，关键是看你怎么选择，怎么面对时代给你的机会和挑战。

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虽然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故事现在还在被人讨论，这可能就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