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激流中，毛泽东曾多次遭遇来自党内同志的质疑甚至对抗。王明搬来苏联的“教条经”，博古指挥失误让红军几乎覆灭，张国焘分裂红军剑指中央，就连凯丰（即何克全）这样的年轻干部也曾公开反对他的主张……换作常人，或许早已睚眦必报，但毛泽东却用一套独特的“容人哲学”，将矛盾化为团结，让对手变作战友，最终凝聚起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

王明堪称毛泽东的“头号理论对手”。这位在共产国际光环下空降的领导人，曾用一套脱离实际的“进攻路线”让红军付出惨痛代价。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挽狂澜纠正错误，但面对这位死不认错的“顽固分子”，他却在七大上力排众议保留其中央委员资格。

即便王明后来逃往苏联写书污蔑中共，毛泽东仍坚持“治病救人”的原则，甚至叮嘱身边人：“对过去的错误，只要不再犯，就不必总提。”这种以德报怨的气度，连王明的支持者都暗自叹服。

而博古的转变更令人感慨：这位24岁就被推上领导岗位的年轻人，曾因盲目执行错误路线导致苏区沦陷，却在交权后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

后来，博古主持创办《解放日报》，用笔杆子为革命呐喊，甚至在张国焘分裂时第一个喊出“跟着毛主席走”，最终在空难中以身殉职，成为“四·八烈士”之一。毛泽东后来评价：“没有博古这些同志的转变，就没有全党的团结。”

对待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毛泽东的处理堪称“教科书级”的政治智慧。当张国焘仗着兵多将广另立中央时，毛泽东一面坚决斗争，一面在会师时主动让出总政委职位以示诚意；当张国焘叛逃投蒋，毛泽东仍叮嘱部下：“不要公开批判，留个回来的门。”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的策略，既避免了红军内耗，也让张国焘阵营的干部逐渐心向中央。

就连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的凯丰，毛泽东也给了他改过的机会——两个月后凯丰主动检讨，后来竟成了宣传战线的骨干，连建国后的马列学院都交由他执掌。

细究毛泽东的容人智慧，绝非简单的“以德报怨”。他对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着精微的把握：对路线错误者，坚持斗争但留足改正空间；对一时糊涂者，批评教育后大胆任用；对叛变投敌者，则划清界限但避免株连。

这种策略背后，是对人性深刻的洞察——他知道，在革命洪流中，多数人的对抗源于认知局限而非立场问题。正如他处理博古时所说：“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

更难得的是，毛泽东的胸怀始终与大局同频共振。

抗战时期，他把昔日的“教条派”王明安排到法制建设岗位，既发挥其理论特长，又避免其干扰战略决策；对擅长宣传的博古，则让他用报纸团结民心。这种“人尽其才”的安排，让曾经的对手成了革命机器的螺丝钉。

就连张国焘叛逃后，毛泽东仍叮嘱情报部门：“他若愿回来，我们还要给他工作。”这种气魄，让党内同志真正感受到：跟着毛泽东，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共同理想。

回望这段历史，毛泽东的容人智慧恰似太极推手——既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又有海纳百川的浑厚。他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快意恩仇。正是这种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融合的智慧，让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四伏中淬炼成钢，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历史的至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