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听到几声枪响之后，遭到了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扣押，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拉开序幕。
《西北文化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一直以来，外界始终认定张学良是此次事变“主谋”，事变结束后，蒋介石一度软禁了张学良54年，然而对于张学良本人而言，这场事变的主导者其实另有其人。
1991年，恢复自由之后，张学良开始接受各方媒体采访，当张之丙姐妹向他询问当年“西安事变”的一些细节时，已经90岁的张学良却突然对着镜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晚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的一席话顿时让在场的记者疑惑不已，长久以来，外界包括很多历史典籍中都认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本人却说事变的“主谋”是杨虎城，自己只是挂个虚名而已。
那么，事情真如张学良所说的那样吗？“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张学良初到陕西时说起。
1935年，张学良因热河一战的失利，让东北军失去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为了保留住东北军的战斗力量，曾经的“少帅”只能带领十几万东北军投靠蒋介石。
但当时蒋介石正一心想要挑起内战，并四处搜捕我党进步人士，张学良虽有抗日的决心，但因军队补给受蒋节制，无奈只能接受蒋介石的调遣，在不久后前往西北与我军作战，蒋介石还张学良安排了一个好听的名头，叫西北“剿总”副司令。
张学良
来到西北之后，张学良第一次接触到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杨虎城虽然在蒋介石手下任职，但对蒋介石早有怨言，作为一名爱国热血军人，杨虎城对蒋介石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嗤之以鼻，还多次公开表示抗议，希望蒋介石能放弃个人成见，尽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但此举很快就招来了蒋介石的不满，为了给杨虎城一点“教训”，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导致杨虎城空有抗击日军的决心，却无法做出实质性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只能四处寻找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而张学良的到来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张学良与杨虎城
刚到西北时，张学良对杨虎城的态度其实非常傲慢，因为杨虎城是草莽出身，张学良不愿意跟他有过多的接触，东北军也因为初来乍到，和17路军经常打架、争吵，不过即便如此，杨虎城仍觉得张学良是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所以频频向张学良示好。
后来与杨虎城接触多了，张学良逐渐放下了对杨虎城的成见，两人就西北局势做了很多全面的分析，在交流中，杨虎城表示希望张学良放弃蒋介石下达的“剿匪”念头，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杨虎城看来，日本人占了东北，还动了张作霖，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抗日。
“少帅”张学良
但当时张学良碍于和蒋介石是“把兄弟”的关系，再加上东北军还要依靠蒋介石生存，所以张学良并未明确表态会不会跟杨虎城联合抗日。
实际上，刚到西北时，张学良对蒋介石下达的命令执行的非常积极，在张学良看来，只要自己卖力一点，取得足够多的战功，就会得到蒋介石的扶持，夺回东北将指日可待，然而，在西北与我军多次交战失利后，张学良看着被歼灭了近3个整编师的战损，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对手，再打下去也只是徒劳。
张学良与蒋介石
而更让张学良寒心的是，在损兵折将之后，蒋介石不仅不愿意出资重建部队，反而还削减了东北军的军饷，甚至牺牲的战士们连抚恤金都拿不到，这让张学良对蒋介石失望透顶，与此同时杨虎城也经常对张学良发牢骚说：“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的信念终于开始动摇，他向杨虎城袒露了自己“疲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顺势再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一次张学良终于不再犹豫，决定亲自向蒋介石进言。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借着为蒋介石祝寿的名义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同年12月初，蒋介石赴西安训话，驻华清池，张学良再次苦谏蒋介石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发布了第六次“围剿”计划动员令，并明确表态“匪不剿完，决不抗日。”
蒋介石视察军队
苦谏无果，张学良只能又找到杨虎城，询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敦促蒋介石尽快抗日，杨虎城略作思考后，向张学良说道：“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杨虎城的一句话让张学良大为震惊，以武力扣押蒋介石，这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而更让张学良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杨虎城一介草莽，竟然能想出这样的计策，由于事关重大，当时张学良嘴中一直念叨着：“先让我想想，先让我想想。”
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事也并不是杨虎城想出来的，早在蒋介石挑起内战之初，17路军51旅旅长赵寿山就向杨虎城提出过“兵谏”蒋介石的主张，但当时杨虎城势单力薄，并未实施，而今有张学良助阵，杨虎城这才向张学良提出了“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再慎重考虑后，终于同意了“兵谏”，当天晚上，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队接管了华清池的大门守卫，杨虎城则率领17路军在周围负责警戒任务，保证张学良一行人的行动顺利。
然而，在进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突然发觉情况不对，为避免出现意外，王玉瓒当即举起手枪连开三枪，命令部队开始进攻。
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的神经顿时紧绷了起来，趁着外面混乱起来，蒋介石连忙从后门逃走，但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假牙还放在桌子上，外面也没有汽车离开，王玉瓒等人判断蒋介石跑不了多远，当即下令搜骊山，活捉蒋介石。
最终，东北军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蒋介石，随后蒋介石便被送到了新城，关在了黄楼里面，由于在山洞里面待的太久，蒋介石又冷又饿，再加上受到了惊吓，全身止不住的颤抖，后来为了让蒋介石能好好吃饭，张学良还悬赏了200元为蒋介石找回了假牙。
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发生让我国的抗日进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但对张学良而言，如果没有杨虎城，这场事变其实没有这么顺利，东北军之所以能无所顾忌的活捉蒋介石，主要也是杨虎城17路军的功劳，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立即稳定了西安城内的秩序，并迅速控制了一批国民党军官，东北军这才成功的完成预定任务。
也正是因为这样，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起此事时，才会说出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这种话，而且事变后，对蒋介石的各种交接工作当时也是杨虎城在负责，张学良其实并没有费多大的心力。
杨虎城证件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刻与我党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与我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抗日，而在这一过程中，杨虎城发挥的作用其实远比张学良要大。
早在日本游学期间，杨虎城就已经接触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回国之后，杨虎城又多次与我党秘密接触，在蒋介石下令围剿时，杨虎城也曾多次对我党进步人士进行掩护，帮助我军脱困，虽然因为一些原因，杨虎城没能加入我党，但却一直与我党交好。
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扣押后，杨虎城又积极游说张学良与我党合作，在杨虎城的斡旋下，周总理与张学良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在这次谈话过后，张学良便接纳了联合我军一致抗日的政策，此后不久，在西北就出现了一支由我军、17路军以及东北军共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过程中，杨虎城发挥了巨大作用，也难怪张学良会说他才是“主角”了。
然而，杨虎城却不是幸运的，蒋介石被抓后，关于怎么处置蒋介石在军中传的沸沸扬扬，当时17路军中的大多数军官都主张解决掉蒋介石，以绝后患，蒋介石原本就对17路军颇有微词，现在又闹出了事变，放了蒋介石，他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不同，张学良和蒋介石有着“兄弟之谊”，且张学良背后有庞大的东北军做依靠，杨虎城没有背景，17路军也只有区区6万余人，如果放蒋介石回去，杨虎城势必会成为蒋介石打击的首要目标。
将士们的担忧杨虎城又何尝不知，但杨虎城也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没了蒋介石，国内的战争将会被无限放大，这场事变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届时日本人趁虚而入，抗日局面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思来想去，杨虎城最终对部下说道：“放是一定要放的。”
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在出国途中
杨虎城顾全了大局，同意了释放蒋介石，但等到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张学良立刻遭到了软禁，杨虎城也被迫卸了职位，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最后流落到国外，抗战全面爆发后，杨虎城虽多次申请回国抗击日军，但均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西安事变时的杨虎城
1949年9月，就在国民党军准备放弃重庆之前，毛人凤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对杨虎城将军动了手，这位一心为国的抗日英雄就这样在建国前夕永远地离开了，一个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