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李秀成绝对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以至于学术界有“忠王不忠”的定论，抛开他被俘后写的那篇几万字的《自述》是出于各种目的，单是他对于1860年开始的第二次西征的态度和行为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攻取湖北占领武汉，是太平天国在天京高级军事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洪仁玕认为如果长江是一条长蛇，那么湖北就是这条蛇的头，曾国藩明确的指出“为各路用兵之枢纽，自古有事于大江南北者，必争此上游形势；湖北但有重兵，即足制贼死命”。敌我双方对于湖北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特别是对于建都在天京的太平天国来说，在九江失守，安庆受敌的情况下，无论是从根本上巩固天京防务还是从解眼前之危救援安庆，都必须全力以赴规复湖北。

按照军事会议的决定，二次西征将于1860年的6月中旬打响，以争取有利时机。为此英王陈玉成在攻取丹阳、常州、扬州、全椒之后，就返回了天京，并于6月12日“自天京行文前军主将吴如孝、征北主将张洛行，自安徽定远、寿州、颍州、六安、霍邱西趋湖北”。辅王杨辅清也于6月19日带着部队“自江苏宜兴西去”，并于6月23日占领了安徽广德州，29日攻打宁国府。但是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却没能如约，他们则继续留在了东线战场，进而攻打上海，结果贻误战机，他们直到9月底才在洪秀全的严令下不得已踏上了西征的征程。

坦率的说，洪秀全制定的先取江南，然后回师西征的战略方针，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挟浦口和三河镇大捷的余威，太平天国重新进入到高涨的时期，革命的高涨形势能保持多久，太平天国大业能否得以继续，这一切取决于二次西征的成果。即使进攻上海的目标没有达成，即使“洋兄弟”们开始与太平军作战，太平天国也必须坚持“南进江西，北进蕲、黄，合取湖北”的计划，所以洪秀全才会给李秀成下“严诏”，命他赶赴上游，出师长江北岸，配合陈玉成主力的行动。

当各路军事将领在1860年9月齐聚天京时，他们重新制定了攻取武汉的计划，这次新增加了李世贤和杨辅清的部队在长江南岸配合，并于1861年4月会师武昌，由于李秀成的抗命拖延，新计划具体部署是：英王由江北前进，在四月会师武昌。忠王由南昌以下横过江西，经瑞州至洞庭湖边的岳州，由此到达武昌以西。侍王横渡鄱阳湖，经南昌义宁州入湖北，进攻武昌南面，辅王取道湖口、九江，如可能，用船运送军队溯江而上，攻打武昌东面。英王的军队攻北面。

陈玉成的部队在9月30日从天京渡江北上，一路上进军神速，10月9日占领安徽定远炉桥，11月26日到了桐城西南的挂车河，准备顺道解安庆之围，12月与多隆阿、李续宜等激战不利，于1861年3月10日带着率格天义陈时永、杰天义赖文光等攻克霍山，14日拿下英山，从而占据了大别山东西两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之后英王乘胜挺进湖北，连下蕲水、黄州，陈玉成所统领的八万大军十一天里纵横二百英里，使在宿松的清军不战而逃，当时清军主力都在安庆和太湖一带，后方空虚，陈玉成的这一杀出，完全出乎湖广总督官文的预料，东抓西凑临时组成的清军也只有约一万人守卫武汉三镇。

而在南路，李世贤和杨辅清在1860年9月26日攻克宁国府，杀死了提督周天受。而忠王直到10月底才从当涂出发，11月16日才到芜湖，当李秀成的大军逼近曾国藩在祁门的大营时，曾国藩深感兵力薄弱，他本人连遗书都写好了，但是不明真相的李秀成错估了敌情，以为湘军在附近有大军埋伏，曾国藩本人是诱饵在等着他上钩，结果忠王带着部队绕道去了江西，曾国藩再一次死里逃生。

1861年1月李秀成至浙江常山，之后围攻江西广丰、广信、建昌、樟树镇、吉安，瑞州等地，于6月15日攻占鄂城，清安徽巡抚李续宜救援不及，武汉大震，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忙率主力自太湖西上，回援武汉。

此时的武汉外围，南北两路都有太平军的部队，清军守备薄弱，只要太平军一鼓作气，必将武汉收获囊中从而胜利结束二次西征。然而就在此时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太平军在打到武汉外围之后又自动地放弃了攻城的任务撤退而去。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太平军自身来看，就是行动配合不好。本来说好的1861年4月会师武昌，陈玉成3月就到了，可李秀成呢？那时候他还在江西，等他匆匆忙忙赶来的时候，陈玉成因为安庆战事紧急，早已东返了。即便如此，陈玉成还是留下了赖文光部在黄州等着李秀成，假如他能如约向武昌进军，那么南北会师武昌的形势还是存在的，只是李秀成一路拖拉，对西征没兴趣，搞本位主义，搞山头，搞分裂，才导致武汉没有拿下，这是二次西征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外，杨辅清在皖南活动就不曾西进，李世贤在4月23日在江西乐平被左宗棠击败后反而回军经营浙江去了，可以说二次西征的战略计划只有英王陈玉成执行的最为彻底。

第二，就是列强再一次出面干涉了太平军的行动！当陈玉成的大军进抵黄州时，英国参赞巴夏礼、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等人分别会见了陈玉成和李秀成，明确表示了不允许太平军进攻武汉，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结果还真奏效了。

太平军二次西征本以会师武昌，解救安庆之围为根本目的，战略既正确，战斗任务部署的也不错，可坏就坏在了李秀成身上，如果不是他搞分裂，抗命不尊，违抗洪秀全加强北路主力军的战略，在长江南岸他又行动迟缓，致使南北配合失期，二次西征怎会失败，这是其一。其二，这一次行动也暴露了太平军高级将领开始军阀化的现象，说到底，就是此时的太平天国没有了像杨秀清那样能统揽全局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资格老，能力强，威望高，众人还服，英王，忠王，侍王，辅王又怎能不通力协作呢？即使没有杨秀清，哪怕是石达开这样的人物也行，直接在军前指挥，可观敌瞭阵，随机应变，不要说1861年4月拿下武昌，1860年10月前后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