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病危住院，曾经征战沙场，奋勇杀敌，被誉为“百战将军”的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大限将至，已全然不见当年的威风。

突然有一天，一位老友前去探望，却令弥留之际的杜聿明有了片刻的清明。

而这位老友，正是郭汝槐。

彼时，郭汝瑰和杜聿明同是全国政协委员，是站在同一边的，但如果倒回几十年，两个人的身份就颇耐人寻味了。

陷入各自回忆的二人没有说话，片刻后，杜聿明紧紧抓着郭汝瑰的手，终是问出了多年来压在心底的疑惑：“你跟我讲句实话，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那么，这两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渊源呢？

1946年时，蒋介石力主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以期改变以往枪指挥政治的不合理现象。

国防部里，有个作战厅，也就是著名的三厅，厅长正是郭汝瑰。

当时在国民党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出身黄埔的郭汝瑰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命令奉的都是蒋介石的旨意，他要点谁的名，谁就得站起来说“是”。

不管那司令的年纪是比他大多少岁，地位是比他高几级，全都得听他的。

就连“太子”蒋经国，对郭汝瑰都是赞誉有加。

1946年5月，郭汝瑰随军政部全体人员由重庆回到南京，他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民房，当时蒋经国正住在三条巷，两人算是近邻。

一天，蒋经国临时兴起，去到郭家做客，结果郭汝瑰恰巧出门了，彼时他的家人正在吃饭，饭桌上只简简单单两样素菜。

蒋经国当时见此状，不禁感叹：“要是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如此这般，郭汝瑰颇得蒋氏父子重视和信任。

殊不知，这正成了郭汝瑰手中最大的“利器”。

原来早在黄埔军校时期，郭汝瑰深受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影响，立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怎料就在郭汝瑰即将从黄埔毕业之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同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彻底撕破了脸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4日，有关消息还未在武汉传开，郭汝瑰就被在黄埔军校主持校务工作的吴玉章，悄悄叫到了办公室。

吴玉章是我党元老级人物，叫郭汝瑰来，是有重要事情托他去办，那便是立即返回四川（郭汝瑰的家乡），去投奔在四川军阀杨森手下担任副司令的堂兄郭汝栋，力图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

结果不久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同南京的蒋介石合流，郭汝瑰同吴玉章失去了联系，只能暂时滞留川军。

1928年5月，郭汝瑰才终于秘密入党，此后他参与策划了“兵暴”，只可惜暴动失败。

此时，郭汝栋已经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并接到了蒋介石彻底“清共”的命令，一向为人圆滑的他虽然也不能完全确认郭汝瑰是共产党，但也不敢再留他，于是想了个两全之策，劝说郭汝瑰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苦于和组织上断了联系，想着先去日本避避风头，学点真本领也无妨，就去了。

而这样一来，他的组织关系由此中断。

郭汝瑰晚年回忆起来曾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十几年的弯路”这指的正是此后一直到1945年他终于和组织上联系上为止。

1931年底，郭汝瑰从日本回国，他不愿再回郭汝栋部队，于是又进了陆军大学，当了“天子门生”。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郭汝瑰去到了陈诚手下，1937年淞沪会战，郭汝瑰作战有功，自此得陈诚器重。

此后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郭汝瑰建言献策，率军作战，以弱胜强，屡立战功，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对他青睐有加。

就这样，几年时间，郭汝瑰就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进入到了国民党高层，并成为了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4年，郭汝瑰被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身份，被派往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

1945年5月，郭汝瑰刚从英国考察回来，即任上将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而也就是同一时期，郭汝瑰迎来了又一个人生转折点，十几年的“弯路”终于要走到头了。

这天，他开着车，刚从军务署出来，拐了个弯，正要前往浮图关训练团时，突然在路上看到一个已经十几二十年没见过的熟人。

这个熟人正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窗逖猷，当年是共产党员。

看到逖猷的那一瞬间，郭汝瑰心中又惊又喜。

这么些年来，他越是进入到国民党高层，所能看到的腐败和罪恶越多越深，这在另一方面也更坚定了他当年的追求，所以他一直在试图和组织上重新取得联系。

再见故人，更令他心底的希望重燃，他当即派人一番打听，可惜却是一场空，原来逖猷也早已失去了组织关系，当时正在中央军官学校任职，且军衔仅为少校，过得不甚如意。

闻讯，郭汝瑰不免失望，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久后他就迎来了想要的转机。

3天后的一个深夜，位于重庆临江门的郭家，门环被人扣响了。

来人向开门的勤务兵报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说自己是逖猷的弟弟任廉儒，是川盐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是从兄长那里得了消息，前来拜会。

勤务兵闻言，见来人衣冠笔挺，语气诚恳，没有怀疑，前往通传。

而原本已经打算休息的郭汝瑰听到通传，略一思忖，将人请了进来，寒暄过后，郭汝瑰几经试探，任廉儒却都没有松口，只作无奈状道：“我也和组织上断了联系……”

聊了许久，任廉儒最后才道：“或许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说不定有了解那边情况的人。”

说罢，任廉儒离开了郭家，留郭汝瑰等信。

其实，任廉儒当时并非他口中所说的“和组织上断了联系”，相反，他当时正受董必武领导，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此番他是来“摸底”的。

此后的一段日子，任廉儒又几次登门拜访郭汝瑰，而向来谨慎的郭汝瑰也终于不再设防，将内心的真实想法全部袒露出来，除此之外，郭汝瑰还拿出了自己主编的一份《国军战斗序列》，交给了任廉儒。

这份材料非同小可，实属军事机密，打印稿一共也只有13份，蒋介石还亲自命人监督烧毁，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份材料会由它的主编亲自交出，并很快到了延安。

1945年7月，时隔近二十年，郭汝瑰终于联系上了组织。

在鲜为人知的幽僻小巷深处的一座深宅大院，也便是大军火商罗升之，同时也是任廉儒的岳丈的家中，董必武亲自接见了郭汝瑰，并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便是继续留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今后会有专人和他联系……

1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结束，郭汝瑰以军政总代表的身份，随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南京，参加了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

不久后，郭汝瑰又见到了董必武，这一次，董老给他带来个好消息，那便是他的党籍有望恢复，但必须等待，谨慎行事，否则功亏一篑。

说到这里，郭汝瑰已经懂了董老的意思，而恰逢此时，郭汝瑰在国民党高层中愈发如鱼得水，已经升至中将，包括蒋氏父子、陈诚、何应钦等，都对他格外宠信。

1946年9月到1947年3月，郭汝瑰更是“半年三迁”，从国民党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后复任五厅厅长，没过多久，又任三厅（作战厅）厅长。

而正是这个著名的三厅厅长的身份，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十足便利。

在此后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中，郭汝瑰的情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期间，郭汝瑰理智而机智，把自己的身份掩饰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上下左右几乎没人怀疑他，而除了一人。

这个人，正是杜聿明。

杜聿明有一次去了趟郭汝瑰家，惊奇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客厅里沙发竟然打着补丁，而且一看就有一定年代了。

见状，杜聿明不禁思忖，自己在国民党里面已经算是够“清廉”的了，怎么郭汝瑰的家竟然比我家还要寒酸，这样的作风，可不对劲，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估计郭汝瑰也没想到，自己隐藏得那样深，结果杜聿明就凭个沙发便对他起了疑。

此后，在淮海战役前夕，杜聿明又提出个“徐蚌会战计划”，想趁解放军刚打下济南，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还未合力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变以往被动的城市防守攻打法为运动战打法，先发制人，以求奇袭成功。

为此，杜聿明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计划，不过就在计划预定实施当天，杜聿明被蒋介石从徐州派到了东北。

原本的“徐蚌会战计划”也被改成了徐州外围决战，一直等到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在徐州城外60公里的碾庄包围，蒋介石才又赶紧将杜聿明从东北调回了徐州总指挥部。

只可惜这时，一切为时已晚。

而杜聿明他在晚年回忆起时曾说：

“这时（从东北回到徐州），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回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报告的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

最后的结局就是，解放军大获全胜，杜聿明在张老庄村被俘，淮海战役结束。

而郭汝瑰回到了四川老家，组建了72军，并按计划率部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川。

解放后，郭汝瑰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研究员等职，以副兵团级离休。

偶然间得知杜聿明并未住院，郭汝瑰前往探望。

时移世易，发生了很多事情，杜聿明在解放后获特赦，留在北京，后来和郭汝瑰一样，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不过对于当年的事情，他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以至于时隔多年，在病房，他还是抓着郭汝瑰的手，问出了那句：“你是不是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而郭汝瑰，对前尘往事过往恩怨已不再纠结，他只是想单纯来探望下这个老伙计，面对杜聿明耿耿于怀的问题，他坦然答道：“是的。”

说完，他又反问杜聿明：“你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这时，病床上的杜聿明却卖了个关子，说是“山东方面”，至于具体的，他有意不答。

郭汝瑰又问：“既然如此，当年你为什么不告我呢？”

杜聿明无奈，长叹一声道：“我手里没有真凭实据啊！”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去世。

而郭汝瑰，1997年在送女儿去机场的中途，不幸遭遇车祸。

当时中央军委以及成都军区的领导们得知后，当即下令，要求医务人员尽最大努力抢救，只可惜他伤得太重，再加上年纪大了，最终无力回天，不幸去世，享年90岁，一代“红色特工”自此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