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邦，作为西汉王朝的首创者，和《史记》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绵延不绝的影响力。

在历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汉高祖刘邦的事迹或拿来成为统治者的榜样，激励自己不断革新，或成为文人笔下的反面教材，对之诟病。

甚至是在今天，汉高祖刘邦通过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宣传，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那么，在史书记载中，后人对他又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

《史记》中刘邦的形象

《史记》中记载刘邦“小字季”，季则是古人兄弟的排行-一伯、仲、叔、季，因此,刘邦在家中是排行是较小的。

作为一介平民，刘邦并不只是把亭长作为自己安稳终生的事业，他有着更为高远的理想，据《高祖本纪》记载，在刘邦任泗水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山去，因为路上逃跑开小差的人不断，便索性放了所有的犯人。

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可见刘邦并没把职衔、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自己的职位而畏首畏尾。刘邦豁然大度与豪爽好义的性格跃然纸上。

当然，这是刘邦在举兵起义之前的一些行为,我们能隐约感受到他高远的志向，在《史记》中除了《高祖本纪》，在其他的篇章中也从侧面对刘邦的形象进行了刻画。

在刘邦赴项羽的鸿门宴之时，范增劝说项羽要抓住时机，除掉刘邦，以免留下后患时，这样说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作为项羽的军师，范增对刘邦有深刻的了解:贪财好色的刘邦在入关之后竟然没有对财物下手，因此范增认为刘邦的志向绝对不只是贪财，不除刘邦必成后患，这也为后来项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这时候的项羽已经是黔驴技穷，尽显其凶险恶毒的一面，而刘邦在危难之前临危不惧，豪爽达，而项伯的一番话更是显示出刘邦志向之大。

而刘邦的气度和志向在和项羽的对比中，能够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楚汉相争，胜负难分，而士兵们却苦于军旅。

此时，项王谓汉王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与刘邦一怒一笑，形成鲜明的对比，气质大异，胜负已分，只是项羽不服气而已。

知人善任、善于纳谏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仅需要自己有才能，更重要的是要会使用自己身边的能人贤士，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这样才可以事半功倍。

在刘邦的身边，就不乏各种有才能的人，比如会带兵的韩信，善谋略的张良，会管理的萧何等等。作为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同时还能够“用人”。

他懂得人情人性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正如《高祖本纪》中记载的那样:“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地认识，能够分清楚自己的强项和弱处，并且还愿意用周围的这些外在力量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因此，能够充分运用这些人才的能力，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帝王大业。

同时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除了要有知人善任，运筹帷幄的能力之外，善于纳谏也是成功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张良、萧何等人曾多次针对现实问题向刘邦提出谋略和战略性建议。

如《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在进入秦都咸阳之后，听取采纳臣下的建议，做了三件事情:一、不杀子婴，优待俘虏。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三、不受犒劳。

通过这三件事情，使刘邦能够深得人心，同时也彰显了他宽广的气度和知人善任、善于纳谏的品质，这些共同构成了刘邦成为一代开明君主的条件。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在他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录》中说:“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二临危不乱，不拘小节

一般来说，能成就大事业的人都具有很高的心理素质，在面临危险和困窘的时候能够保持镇定，临危不乱。

刘邦的这种行为，在后世备受非议，有人认为这是刘邦“劣根性”的表现，以自己的父亲作为人质，用父亲的生命做筹码，实为不孝之举，但是，若稍加分析，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刘邦清楚地知道当时双方的力量，认为项羽不过是对其进行威胁，其次，刘邦对项羽的气有着清晰地认识，虽然项羽有其残暴的一面，但是在对待“人质”一事上，还是坚持光明磊落的做法，在之前项羽也扣押过刘邦的家人，但是项羽并没有以此作为要，刘邦深知这一点。

于是用这样的话来回应项羽，一方面是了解项羽的为人，另一方面，刘邦称帝之后虽事务繁忙，但仍然能够做到“五日一朝太公”,可见，刘邦是相当重视孝道的，因此，他是不可能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以自己父亲的安危作为赌注，由此，更加凸显了刘邦在危急事情面前的临危不乱、不拘小节的英雄形象。

刘邦虽然身上具备一个领导者的诸多优点，但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完美的人，只是瑕不掩瑜。上述刘邦身上的这些优点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日本的司马辽太郎则在其《项羽与刘邦》一书中说:“他总是需要献策者。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智慧。有多个献策者，他就选择最好的策略，刘邦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刘邦的能力还在于，他具有能激发别人为他献计献策的人格。”

这是多种性格结合在一起才成就了一个更加立体、饱满的刘邦。

总之，刘邦是一个能够在动荡的年代，依然坚守信仰的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能够打败项羽，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真实的展现了在平民、起义、建国、治国各个时期时刘邦，为后世研究刘邦提供了文献基础。

《汉书》与《史记》中关于刘邦传记的异同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史记》的著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率先开创了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史书编撰体例。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典范之作，班固在《史记》体例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断代史，撰写《汉书》。

《汉书·叙传》云:“故探撰前记，缀辑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因此，《汉书》成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典范，为其后的正史所仿效，在我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在《史记》与《汉书》中，最重要的是两书中关于刘邦传记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班固在继司马迁之后，在班固时代关于刘邦形象的接受情况。

通过分析比较《汉书·高帝纪》与《史记·高祖本纪》，可以发现班固在作《汉书》的时候，对同一历史事件基本上秉承沿袭《史记》的态度，但是，按照中华书局版本的分段，《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的事迹共计 91 段，而《汉书·高帝纪》记载的汉高祖事迹已经增加到了 118 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