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始终都是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当然会让一些人获得好处，让很多人无法获得优质医疗资源。虽然有关部门始终在努力，要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但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到现在为止，医疗资源分配的难题始终存在，也始终无法解决。

相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生命可贵，需要在能够抢救生命的时候及时抢救生命，不能让生命猝然而逝。在生命攸关之际，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成为问题的关键。然而，医疗资源通常是稀缺的，谁先用？凭什么先用？依照日常生活中通行的“道德秩序”，要将稀缺资源和机会让给老弱病残，但医院全都是老弱病残，又该依照什么秩序和规则决定医疗资源使用的先后顺序呢？ 可见，导致生命伦理难题的核心症结是医疗资源稀缺。一般来说，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次之，小城镇更差。但有总比没有强，即便是城镇小诊所，也能缓解燃眉之急。但小诊所毕竟不是大医院，不具备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遇到难看的病，就要推荐病人到大医院治疗。即便是小县城的正规医院，也仍然会介绍病人到大医院治疗。

医疗资源本身分配不合理，生活在城市的权贵很容易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而生活在小城镇的人一般享受不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既然国家层面宣扬人人平等，尤其在医疗资源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就应该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好的医疗待遇。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旦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盈利，不但要搞定价销售策略，而且要搞竞价排名。谁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谁就要付巨款，不然就不能享用。有钱人可以享受优质医疗资源，于是，资本投入到优质医疗资源领域，把优质医疗资源布局在各大城市，让权贵享用。即便优质医疗资源布局在农村，农村人也不能享用，因为农村人收入低，负担不起。城市里的人相对收入高一些，有病就要到医院看病，而农村人收入相对低一些，有病就要抗病，抗不住了，才会到城市的医院看病。倘若无法负担医疗费用，他们就会放弃治疗，回家养病。至于养到什么程度，就全凭他们的运气了。

按理说，得病不分男女老幼，病人应该被一视同仁，而不能被区别对待。可是，资本进入医疗市场，要实现医疗资源定价销售的策略，要人们掏钱看病。越是重病花钱越多，越是症状轻的病症，花钱越少。可是，很多人无法和医生实现信息交流。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差。医生可以主导病人看病的流程，只是给病人提供医疗技术服务，却不能保证给病人看好了病。就好像老师不能保证教的学生都能考上重点大学一样。医生和老师提供服务，病人和家属购买服务，当然不能质疑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了。按理说，重症病人应该优先享受优质医疗资源，但重症病人并非都能负担医疗费用。能够负担医疗费用的重症病人才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没有重症的权贵也可以享受优质医疗资源，而挣钱不多的普通人就不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如此一来，优质医疗资源就会变得稀缺，分配不是那么公正了。

医疗资源分配的难题随处可见，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是不发达的国家，都有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一方面，医疗资源要给那些能够消费得起的人来用，另一方面要照顾重症患者，不能见死不救。但救死扶伤的前提仍然是能够负担得起，能够消费医疗资源，而不是免费使用。社会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医疗资源全免费的阶段，需要人们排队等候，花钱购买优质医疗资源。人们需要挣钱，在得病的时候花钱治病，而不是等到看病的时候没钱拿出来，也就悲哀了。即便有的发达国家实现了医疗费用全免的福利待遇，也不可能实现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公正。事实上，权贵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普通人享受一般的医疗资源。

倘若按照贡献大小设定医疗资源享用的优先级，就会和传统的伦理发生冲突。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农民得了一样的病，都生命垂危，而医疗资源有限，先抢救哪一个？疾病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官员得了同样的病，都生命垂危，先抢救哪一个？一群病人需要换器官，而可以更换的器官有限，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设定优先级？在生与死的面前，一切的优先级设定似乎都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人们希望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却往往不能平等；希望医疗资源分配公平公正，却往往不能如愿。

或许，当医疗资源可以作价出售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分配不公的现象，也注定了看病的服务打包出卖的事实，当然也就注定了钱和权支配医疗资源分配的原则。医疗资源分配的难题其实是资本运作之后必然出现的难题，因为医疗资源市场化之后，已经不再顾及传统伦理道德，而是靠市场运作看病，靠资本运作盘活整个医疗体系，当然也就让这种分配难题持续下去，甚至始终无法解决，只能让人们承认，让人们接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