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学者对于利率传导机制有哪些相关研究？本文将阐述个人观点。

徐厦楠指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受到我国利率行政管制的制约，我国应该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姜再勇和钟正声则从实证模型证明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纪洋等通过利率双轨制模型的构建，经考察得到以下结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能够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

马骏和纪敏通过数据研究利率传导的效果，并指出，贷款利率对短期市场利率的弹性与央行贷款基准利率密切相关。央行在不控制贷款基准利率时，得到的弹性更高。并进一步说明，利率传导效率应该处于这两个弹性值之间。金中夏等指出，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可以有效的提升消费、抑制投资并且能够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完善。

陈彦斌等指出利率管制相当于征收“扭曲税”，是将税收负担让消费者承担，而将税收补贴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得贷款利率得以降低，而利率市场化则是不征收“扭曲税”，而是提高存贷款利率。任泽平指出，利率市场化面临的挑战实质上都是利率传导机制中的摩擦与阻力，所以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打通利率传导机制。

杨绍基通过研究影响我国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的原因，发现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同同业拆放利率、贷款增长率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在短期内两者对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的影响比较强烈，在长期则呈现出均衡关系。戴桂兵通过对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债券回购利率的数据进行Granger检验，证明债券回购利率比同业拆放利率更适合作为基准利率。

首陈霄和孙文军则通过实证对利率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利率传导机制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产出水平上，但是通过实证结论发现，产出与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并没有直接关系。李维林和朱文君指出基准利率应该选择短期SHIBOR利率，这样能够适合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框架。邓雄认为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政策效果，我国应在未来更加重视基准利率的制定，以完善利率传导机制。

张奎通过研究发现利率传导机制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并不能有效引导资金，而仍是以成本收益原则流动，所以利率不能发挥起作为传导过程中中介变量的作用。何小贝利用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以建立起通过债券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指出银行体系中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短期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并不通畅，政策利率难以形成。

徐忠、纪敏、牛慕鸿则认为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下，我国应确立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以锚定和引导预期，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利率走廊体系，完善抵押品机制，增加政策利率的基准性以及在市场中的认可度，政策利率为有效的利率传导奠定了基础。有关利率传导机制的文献中注重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的传导过程以及是否顺畅，并且认为这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能否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成功转型的前提，针对其中利率传导受阻的现象以及背后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也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利率传导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当经济金融危机发生时，常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失效，而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利率传导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传导至实体经济，刺激经济复苏，并且主要借助利率渠道发挥作用。

关于数量型货币政策

我国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实施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大量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映证。谢平和罗雄首次将泰勒规则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可以运用泰勒规则进行解释与创新。

盛天翔和范从来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同，通过状态空间模型，证明了数量型工具在商业银行信贷调节方面比价格型工具更加有效。刘喜和和李良健等同样更加支持数量型货币政策。他指出，在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更高效完成这个目标。

关于价格型货币政策

20世纪末我国才提出价格型政策工具，2013年才开始实践探索，我国学者对其研究也逐渐增多，成果日渐丰富。夏斌和廖强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不应该再盯住基础货币和M2。孙国峰和蔡春春指出当银行体系中出现系统性流动性短缺时，中央银行利用常备便利借贷操作增加流动性和调整利率走廊上限改变政策利率相结合的方式，这样还可以降低操作成本。

巴曙松、尚航飞则指出可以在利率走廊模式下，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债收益率曲线确定，而贷款利率则由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债收益率曲线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梳理利率传导的途径，来提高政策效率。王超、陈乐一应通过健全商业银行体系以及变革存款准备制度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利率走廊模式。牛慕鸿、张黎娜、张翔则从不同的角度利用理论模型进行利率走廊传导机制的分析，认为，利率走廊模式可以有效控制利率波动，并可以引导市场预期，这两个作用可以减少市场中“囤积性需求”，同时最优利率走廊宽度的设定要综合考虑货币市场利率敏感度、调控成本、外部冲击的频率和幅度等因素。

李宏瑾指出通过考察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中央银行可以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两种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利率。申琳通过研究比较各国中央银行的数据，发现实施利率走廊模式国家比未实行利率走廊模式的国家的短期市场利率波动小，并且进一步指出利率走廊界定的宽度越小，那么利率波动的幅度也越小。

关于货币政策转型。上世纪90年代以前，相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而言，在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但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变化，关于由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的研究和政策实践越来越多。夏斌和廖强指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不应该再盯住基础货币和M2。

盛朝辉考察了1994-2004年间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效应，并证明其发挥了较好的效应。彭兴韵和施华强则从货币政策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的必要性。盛松成等则指出我国在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前，我国金融市场并不完善，还应该选择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易纲指出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推出来使得我国基础利率的建设取得了大步进展。胡志九指出了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我国向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原因以及路径，提出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方向应以利率走廊模式为代表。岳意定则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得到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利率传导发挥的效果越来越显著。

李宏瑾和项卫星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央票利率是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Granger原因，并指出央票利率与产出、物价指数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得到中国能够通过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而间接调控货币政策的结论。黄正新和舒芳通过构建VAR和VEC模型，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还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通过对1996-2013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下降，之后又逐渐呈现出扭转的特征。

郭豫媚、戴赜和彭俞超指出货币政策转型需要以有效的利率传导作为前提，即政策利率向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回购市场利率有效传导。也有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根据模型估计得出的不同中介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有效规则及中央银行的福利损失，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无论是选择货币供给量还是短期利率，差异并不大。

潘耀明等则对1998-2008年间的数据用来实证检验，发现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传导效果显著，而利率渠道却不畅通。

关于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相关研究

张颖在回顾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历史演进及分析其传导机制效果的基础上，指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存在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和传导机制不畅两个问题，并提出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等对策。

周小川指出金融机构稳健与否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关键，中央银行不能只是发生问题后才站出来解决，而是应该以管理者的身份更好的发挥其调控管理职能。这样可以更好地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指出中央银行应该培育基准利率体系，形成市场化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郑联盛通过梳理中央银行职能的演变进程，拓展的核心是通过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链接功能来完善治理机制。部分学者将金融周期因素考虑进来，比如孙国峰认为，从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低利率带来的过度借贷可以引发金融危机。

我们在根据经济形势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金融因素可能会带来的结果，不能只是过度追求货币政策效果。所以中央银行调控短期利率时也要提高长期利率，从而可以影响整个利率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强调商业银行累积的流动性能否被引导并合理运用的关键在于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肖卫国、兰晓梅指出，我国基准利率目标体系尚未建立，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仍不顺畅，中央银行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还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价格型调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