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见亲闻宫廷事，我怎么能亲见亲闻？因我十几岁在顺天府中学堂读书，顺天府古时称"京兆尹"。今天不讲顺天府，只讲这中学里读书，做学生。这时候是光绪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学校忽然挂出一个牌示（布告），上面写着"大行皇帝龙驭宾天"（皇帝死的用语）。全校师生齐集礼堂跪下（向牌位）举哀，大家要哭。头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起来又看，是慈禧太后死了，照样到礼堂举哀。这个事情显然背后是个疑案，因皇帝与太后是敌对两面。追溯背景，即光绪被立之背景，就要追溯到同治皇帝。为什么要追溯到同治皇帝呢？因为同治是西太后的儿子，东太后无子，妃嫔生子，懿贵妃生同治，升格成为西太后。
她非常凶狠，同治结婚，女方是崇绮之女，嫁给同治为皇后，为婆婆西太后所不喜，不让他俩同居。一是因同治身体弱。有一次，皇后惦着皇帝的病，去看一看，不料正碰上西太后去看儿子的病，婆媳见面，西太后发怒打皇后的耳光。同治受惊就死了。这就有个问题，应当立后，承接帝统，但西太后不愿这样做。为什么？若是这样，西太后就成为太皇太后了，掌不了权，于是她立了光绪。当时光绪才是个四岁小孩，是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的母亲与西太后是姊妹（至亲），从辈数上来说光绪不算是继承同冶的，而是等于同治的弟弟。那么同治媳妇，就成了寡嫂（本来是皇太后），现在把她摆在旁边了。她向她父亲（崇绮）哭诉我算什么呢？把我摆在一边。崇绮也没有主意。她只好耐心自处，无法，回宫就上吊死了。这是一个惨剧。有一位地位不高、也不是大官的人，名字记不起，但是被大家纪念。他上书说应当给同治立后，谏忠言，自己吊死了。所谓尸谏，忠于同治。这个人想起来了，叫吴可读，字柳堂，南横街的住宅保存下来，即"五柳祠堂"。我住南横街附近米市胡同里面扁担胡同，认识。
这个疑案，头一天皇帝死了，第二天太后也死了，又去举哀。二人又是仇敌，何以死得这样巧？当时有帝党、后党之说。光绪十九岁成婚，不能不归政了。这时还有一个可记的事情：从两面说，先说西太后。她感觉不能再掌权了，晚年要玩一玩，所以就大修园林。现在的颐和园，原来底子不叫颐和园，要修理好，作为她玩的地方，但要一笔大款。要动用一笔大款，这款是当时户部尚书管理，抗议说不行，说是储存下来专为开办海军而用的，不让动。慈禧就罢了他的官，叫他原官不动，回家休养（无罪叫他退职）。太后用了这笔大款子。再说光绪，后来有百日维新，当家了一百天，引用康、梁。推荐者为翁同穌，是他引进康、梁的。
百日维新，只说两件事：一件事，宣布广开言路，天下臣民，直呈所见，真是不错；另一件是引用人才。引用四个人。本来每人上朝，可与皇帝讨论者，叫军机大臣。照例由亲王做领班，同皇帝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以下是军机大臣有选择的（多半是尚书或侍郎），老头子思想主张不免陈腐，不合变法维新要求，所以引见了康、梁。康、梁不过是条陈自己的意见，没留在皇帝身边。另外用了几个人，谭嗣同为首的，刘光第、杨深秀、林旭（十九岁），不够格，称军机章京，章京是满洲话写汉字。
简短结论，关键问题就是百日维新的失败。失败在什么人手里？怕你、别人也想不到：失败在袁世凯手里！谭等推荐用袁世凯，调他来京，升官，称宫保，应当是"清宫少保"，即太师、太傅、太保之统称，"清宫少保"叫袁宫保。
袁世凯的出卖，维新失败了。
可疑的是光绪和西太后谁先死的问题。
还有我比较清楚一点的事：我在中学读书，我的同学邹世官，福建人。他说他胞兄的事。世官（原叫邹景什么的），他说起他哥哥叫邹景涛，号松生，出名的中医。闽浙总督听说皇上有病，专奏荐邹景涛到京给太后、皇帝治病。他赶来进宫了，就赶上两宫归天，太监忙乱，叫他等着，没人管他了。他不吃不喝，受不了，碰上一个小太监，要点东西吃。这个情节，是我同学告诉我的。就我所见亲闻就是如此。扼要一句话，结束我的这篇话：袁世凯是坏得很，但有实力，掌握陆军，谁也比不了。
辛亥革命后，手枪、炸弹不要了，办《民国报》，在天津出版。自清朝灭亡，到如今快八十年了。我们同行朋友是革命的朋友，领导是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我十九岁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那就是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京津支部。一些朋友搞宣传工作。两个主要的人：一个甄元熙，他是社长（同学），广东台山人，追随孙先生的，《民国报》推为社长；另一个是编辑孙浚明（炳文），四川叙府人。不满二十岁的我，写点短评之类，署名随便用两个字。因父母给我名，大名，很少用，父母取的号寿铭，报上用瘦民代字。孙大哥长我十岁，他二十九岁。一次，请他在扇上题字，他就给我上款写漱溟，我看到很别致，很好，从此用这两个字，与瘦民音相近，从此为报上文章的笔名。二十岁起，一直沿用到今天。有时依庄子例北冥有鱼，就不用三点水了，一样。
搞炸弹，参加革命就跟着广东人、四川人，刚说的这两个人。当时报社设在天津。清廷退位前，搞手枪、炸弹很容易，当时北京各街道有会馆。在东单二条也还有一处（前孙公园后孙公园）广州七邑馆，记不清了，如此之类说不尽，记不清。那时会馆好多，现在没有了。学校毕业就是辛亥年，跟甄是同学。因北京印刷不行，所以在天津，不止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叫《民意报》，也属京津同盟会，主持人是四川赵铁桥。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是汪精卫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人在北京暗中组织的。那时，汪精卫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清朝退位，是因贵族胆小，袁世凯逼他们。当时暗杀目标，一个是良弼，刺良弼的是彭家珍，后来还有要刺杀袁世凯。武昌起义，孙中山不在国内，得到消息从美国回来在南京成立政府，决定把首都迁到南京。革命派实力不行，军事、财政力量都不够。坏在袁世凯，他坚持要在北京定都。
新闻记者也在北京，采访性记者，叫外勤记者，我赶巧看着要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一幕。当时南方派六位特使欢迎他南下。这六位特使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等。袁世凯表面上拿话敷衍着这几位特使，暗中却耍手腕，来个北京兵变，包围使者住处。旧历正月十二（2月29日）晚上，我正陪母亲在广和楼看戏，忽然有人宣布外面兵变，不能让大家回家，当时士兵是朝天开枪，抢铺子。
六位特使回南京。只好定都北京。当时有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的，议员各省独立的都有，由各省都督派的代表，一省三个人。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来。我是新闻记者，拿外勤记者证，哪儿都可去。要宣誓就职。议长是林森。我在楼上看得见。袁世凯手捧宣誓词，说话河南口音。读完宣誓词，就算宣誓了。林森领下来，经过穿堂门，到广场照相。两部分人：一部分以林森为首，各省议员；一部分在广场有位，内阁赵秉钧、许世英等。
袁世凯刚刚从我右边过来，跟我差不多高，腿短，上身很宽大，穿一套旧军装，没刮脸，也不算留胡子。我心想，这人是坏东西！不管临时、正式，终究是大典，不刮脸，穿旧衣服，不尊重，我心想是坏东西。他根本看不上这个典礼，眼里没有这些事。穿堂而过，从我右边经过，看得清楚，那一幕我算碰上了。
彭家珍是京津同盟会同志，拿炸弹炸良弼。良弼住西四红罗厂。彭先死，良弼炸断腿，后来也死了。
再说我们同盟会中有四位同志即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等炸袁世凯这一幕。那时，袁世凯进宫是前呼后拥的。他住外交大楼，进东华门，我们的同志，在东安市场拐角酒楼，一位同志从楼上扔下炸弹，没炸到袁世凯。他坐马车，前后有卫队，炸死前卫队长。从此，袁借口不入宫。我们四位同志被抓走了、枪毙了。为了悼念这四人，加上彭家珍，还有一个不记得名字了，共六人，后葬在一起，一个圆丘，立碑，六面各有一人的事迹。地点在现在的动物园（熊猫馆外）。从前，西太后还在时，为西太后而搞的这园子。宋教仁葬在畅观楼，西太后游园休息地方。
我家最早住米市胡同的扁担胡同（南横街一带），多是南方人住，做京官的都住这一带。
曾祖父到北京，来北京会试，中进士后，为知县，任地方官。祖父做京官，后出去任外官在山西。他是在北京中举。小时来到北京，以广西籍贯在北京中举，一口桂林话。父亲，也是以广西籍在北京中举。先父生于北京，说北京话，先父没回过广西。
我参加广西旅京同乡会，我回广西上过祖坟，在香港办报还回广西住了三年之久。
父亲投水自杀，有"敬告世人书"、拜托五位仁兄的信，有愤慨的意见。愤慨什么呢？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段不合，于是有府院之争。黎曹吴轻信江西人的话，郭同很快把张勋找来，想用张的力量抵制段祺瑞。张勋是顽固人，他到北京，在宣武门江西会馆演戏，请客正在热闹，抽身出来，进宫行江西会馆演戏，请客正在热闹，抽身出来，进宫行复辟礼，把宣统抬出，挂起龙旗来了。这时黎才知道上当了。他不理黎元洪这套。这是民国七年的事。这时，被免职的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拉了梁任公一起，就在北京、天津之间的马厂誓师要进攻北京。当时马厂驻一师北洋军，师长叫李长泰。段、梁二人直入师部，抓住这一师人从马厂开向北京进攻。张勋就完了。可笑的是挂了两天的龙旗，出现红顶官服。最糟糕是谁？是康有为。他跑来北京，还是要忠于清，宣统上谕康有为为弼德院长。这时段、梁进京，康、梁原是师徒关系，现二人政治上成了敌对了。张勋既忠于清，失败了可以死节嘛！也跑了，溜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复辟一幕，六天就完了。
先父就在这时很愤慨，因为搞复辟的人，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复辟失败之后，先父投水自杀。有一位先父的朋友送挽联，很好，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投水而死。
我跟汪精卫认识较早，早在清末，那还是在辛亥革命前。他与胡汉民都是追随孙中山，是革命派，反对清廷的革命派。黄复生（四川人），他同黄秘密从南方到北京。这时四岁的宣统，他的父亲是醇亲王。解释一下：一般俗称，俗语说，把咸丰皇帝称五爷，称恭亲王为六爷，醇亲王为七爷，这是老话。据我们说的，老醇王死了，儿子接承，小醇王的儿子是宣统。宣统人宫为皇帝，为由小醇王扶正，称为摄政王。为什么要提摄政王？汪、黄想刺杀摄政王。那个时候摄政王最高贵，两个大洋马拉的马车，前呼后拥，有保卫的人。汪、黄就在摄政王进宫的路上，有个桥叫银锭桥。汪、黄在桥下埋炸弹，这动作在深夜里做，避免被人看见。虽是黑夜，还是被早起、过路的人看见，跑去报告，结果被捕了。他们就承认，要杀摄政王。把二人下监狱，没有枪毙。不久，这个辛亥革命，事情很多……再说汪、黄在狱，袁世凯利用他们，放出来，很优待，以便借着他们跟南方革命势力接头、讲条件。所以这时成立了"京津同盟会"（是简称），全称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那就说到我自己了。这时我在顺天高等学堂，等于大学的预科样子，就在辛亥这年毕业。这时我二十岁。虽然在北京，可当时像于右任他们在上海出版的《民立报》等，革命派报纸，我们在北京的革命思想青年，总能收得到、看得到，所以"京津同盟会"，不是我一个人参加，我们同学都参加了，其他学校也有参加的。当时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有个联络的人，这人不是学生，岁数比较大，总在四十岁以内。这人姓胡，可能是湖北人，叫胡鄂公，串联这一带的青年。
转回头说我及汪。汪、黄在狱中，袁利用，放出来，以便与南方联系，所以组织这个团体，我们学生都参加这个组织，成为盟员了。当时的情况，清廷隆裕太后与宣统孤儿寡母，大家都主张，要是没有实力，就不能与南方谈话。袁有军事，手下三员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龙、虎、狗）。这三人我都见过，民国六年（1917）见过王士珍，他不穿军装，穿两截衫，上是白夏布，下边是纱，靛青色，身体高，像儒者。这时袁世凯倒台，黎上台，称为总理。一次偶然机会看到王，其他不多谈。最后再说一句，此人无儿子，过继一个，又无出息。
段祺瑞为人很正派。袁要做皇帝之前，就废除国务院，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准备做皇帝头一步。段公然反对，与张一麐（文人）二人阻止不了，段就辞职不干，在北京西山上称病不出。张是总统府机要局长。
我本人是新闻记者，是京津同盟一分子。"京津同盟会"盟员之一叫彭家珍，有贡献，清廷贵族都很怕革命派，唯一人良弼（留学日本）不怕，彭刺杀了他。
彭印了一张名片，另用一个黎什么的名字，东北的军官，他假借使用，去拜会。家人说我们大人还未回来。彭正在犹豫时，良弼回来。彭投炸弹，彭死了，良弼炸了一条腿….
这是京津同盟的一件事，如果重复说，还有我们的同志炸袁世凯的事。（前已说过。)
清廷起用袁世凯，发表他为两湖总督，让他对抗武昌黎元洪革命派。但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北洋军，不过江。袁有用意：他不想打败革命党，想屯兵长江一带。他们电奏朝廷请退位。
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为校长，范源濂是教育部总长（民元是次长），请蔡先生从德国回来任北大校长。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内容把古今中外诸子百家都加以批评，独独推崇佛法，大意就是如此。蔡先生回国任校长，我正任司法部秘书，二十五岁，也就是这年，我就带论文去蔡先生家，意思是请教。他说我路过上海从《东方杂志》上也看到。我自己喜好哲学的，看来你也喜好。这次我到北大，我重点要办好哲学，你要来帮忙。我就恳辞，说我不过是一倾向佛家的人，看了一些佛书，因为中国有《大藏经》，近两千卷，其中不单是佛家，以佛家为主，还有其他宗教（印度的），我也看了一些，无论是英国人或日本人谈印度各派宗教，英文书，日文书．．都谈各派思想，我也略有所知，略有所闻。但要叫我在大学里谈，还不够格。蔡说："你不要这样想，是来教人，你应当作为一个爱好的人，彼此学习，交换知识，你不可不来。"我想当老师不够格，但彼此学习交流，我是很喜欢的，接受了。但当时在司法部做事一时来不了，于是请一位浙江人许丹（季上）先生代讲。他是司法部顾问，原为蔡元培元年任总长时引用于教育部的人员。后来到民国七年(1918）我才摆脱部里的事，到北大任讲师，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来又在讲印度哲学外，讲了儒家哲学：孔子、孟子、荀子、宋明儒者，没出书，只是口讲。
班上同学计有冯友兰、黄文弼、顾颉刚、谷锡五、朱自清、孙本文等，冯、黄、谷、孙均属本系，余者为他系。后来有陈政、罗庸、罗常培等人也来听课学习，但不在哲学系，陈在德文系，还有王昆仑。
民国六年（1917）进北大，民国十三年（1924)暑假以后离开。我觉得在讲台上讲不好，不满意这种教学方法，我提出口号："我愿与青年为友。"与青年有志之士做朋友，在人格上互相影响，所以辞掉讲席，自己办学。为了自己办学，先写一篇《办学意见述略》，在报上发表，引起各方注意。当时山东有位朋友叫王鸿一（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他就约我们到山东曹州去办学。他是我过去的朋友。民国十年（1921）暑假在济南开暑期讲习会也是他相约去讲学的。他每次都出席听讲。那时在济南第一中学，借一中大讲堂，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北大同学岁常培笔记。另一个是德文系的陈政。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者。1917年至 1924年在北大任教，后在山东、广东、河南等地办学，1931年赴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试验，1937年后为抗战奔走努邹平开始乡村建设试验，1937年后为抗战奔走努力，日寇投降后曾参与国共和谈。一生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而思考、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