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都几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指导员老冯靠在椅子上，斜着眼打量我，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

我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搪瓷杯，笑得有些不自然：“谁知道呢，回家一趟也没个媒人上门，估计是没人看得上吧。”

老冯摆摆手，语气忽然正经了起来：“你啊，别总埋头干活，个人的事也得上点心了。再拖下去，连个合适的都没了！”

我心里苦笑，觉得这话说得挺对，可真要让我自己张罗，我哪有那个本事？

1976年的冬天，我提干了，成了连队的排长。

那时候，我穿着新发的四个兜的干部服，心里别提多激动了。

提干之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探亲。

五年没回去了，父母也好，村里人也好，怕是早就念叨上了。

我想着，这回回去，爸妈肯定高兴得不得了，村里人看着我这身军装，说不定还得夸几句。

再不济，媒人也该上门吧？

可谁能想到，这趟探亲，竟让我心里落了个空。

家乡的路还是熟悉的老样子，弯弯绕绕的山间小路，一边是低矮的土坯房，一边是大片的田地。

牛在田里悠闲地吃草，冒着热气的炊烟从屋顶升起。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几个孩子正追着一头小羊跑。

我背着一大包东西，站在树下愣了好一会儿。

五年了，家乡一点没变，可我心里却说不上是喜还是酸。

家里人看到我回来，激动得不行。

母亲一边接过我手里的包裹，一边抹着眼泪说：“穿上干部服，咱家总算出息了！”

父亲虽没说什么，可看着我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自豪。

弟弟妹妹们围着我打转，争着试戴我的军帽，摸着军装的布料，啧啧称赞。

我心里也高兴，觉得这几年没白拼。

可几天过去，我却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

家里人没提过一句关于我婚事的事儿，村里人也只是寒暄几句，没一个媒人上门。

我忍了几天，终于憋不住问了父亲。

父亲放下手里的旱烟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叹了口气：“咱家穷，没啥亲戚，人家看不上咱呗。”

我心里一沉，虽然早有预感，但真听他说出口，还是觉得难受。

父亲接着说：“你小学都没毕业，小时候干活多，谁家不知道？再说了，你现在当了干部，村里人都觉得你眼光高，怕你挑。”

这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我想反驳几句，可仔细一想，父亲说的也没错。

村里的姑娘大多早早嫁了，剩下的寥寥无几。

而我，虽然穿着干部服，可家里穷的底子却摆在那儿。

探亲假很快结束了。

临走前，母亲拉着我的手，眼神里满是不舍：“娃，别太操心家里的事，咱这穷日子熬着也能过。你在部队好好干，别让人看不起。”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发酸。

回到部队，我把这事抛在了脑后。

心想，反正着急也没用，还不如先把工作干好。

这一晃就是两年。

这两年里，我带兵训练，参加演习，拿了几次先进，忙得脚不沾地。

说实话，心里偶尔还会冒出点酸楚，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就觉得还是多挣点钱更实际。

可我没想到，我的婚事会在这个时候有了转机。

1978年的秋天，指导员老冯的爱人带着孩子来队里探亲。

随行的还有一个姑娘。

那姑娘眉眼清秀，扎着两条辫子，性格看着挺文静的。

当时我没多想，只觉得她和嫂子长得挺像。

没几天，老冯忽然找我谈话。

他说：“你都27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吧？”

我一愣，心里暗想：这事还用你提醒？可我嘴上却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老冯接着说：“晚上到我家来，你嫂子有话要跟你说。”

那天晚上，我拎着一包点心去了指导员家。

嫂子开门见山地问我：“你看我妹妹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随后脸就红了。

嫂子笑着说：“别不好意思，咱也不绕弯子了。你要是觉得合适，就处处试试，不合适也没关系。”

我低头搓着手，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最后点了点头：“合适。”

后来，嫂子安排我们见了几次面。

她妹妹叫亚兰，比我小两岁，性格温柔，说话轻声细语。

她告诉我，小时候家里穷，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后来就开始帮家里干活。

听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说：“咱俩挺像的，都是穷家出来的。”

亚兰笑了笑，说：“可不嘛，穷人家的孩子，哪有不吃苦的。”

她的笑容让我觉得踏实，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这姑娘，我得好好对待。

我们相处得很顺利，眼看着婚事就要定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传来了消息。

母亲忽然病倒了，情况还挺严重。

我急忙请假回家，到了家才知道，母亲一直咳嗽不止，整个人瘦得不像样。

医生说是肺病，得好好养着。

母亲拉着我的手，虚弱地说：“娃，别太操心我，赶紧把亚兰娶回来，让妈也看看你成家。”

我听得眼眶发热，点着头答应了。

可这事没能如愿。

母亲的病一拖再拖，我在家呆了几天，实在走不开，只能先回部队。

回到部队后，我正准备和亚兰商量婚事，却接到紧急命令，部队要北上执行任务。

时间紧迫，我只来得及给亚兰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先别着急，等我任务结束就回去娶她。

任务结束后，我满心期待地回到连队，却发现亚兰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里她说，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可她坚持要等我回来。

。

可偏偏这个时候，母亲的病情恶化，我又一次被家里的事情绊住了脚。

直到1981年，母亲的病终于痊愈，我才带着亚兰回家。

那年冬天，我们在村里办了婚礼。

婚礼虽简单，却热闹又温馨。

村里人都来喝喜酒，刘老师还送来了一对红烛，说是祝福我们白头到老。

婚礼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笑得满脸是泪：“娃，妈这辈子算是放心了。”

后来，我和亚兰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一直平稳幸福。

她陪着我在部队干了十几年，直到我转业回了地方。

现在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每次回忆起这些事，我都觉得命运虽有坎坷，但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你说，咱俩这一路，真不容易吧？”亚兰坐在老宅门口，看着天边的晚霞轻声问我。

我笑了笑：“谁说不是呢。不过啊，苦日子都过去了，咱现在啊，就该好好享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