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的中南海怀仁堂，将星云集。

这一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行授衔仪式的日子。在授衔仪式开始前的半个小时，会议大厅的一角却传来了一阵不快的声音。

“我不去开会了，这玩意我也不戴了！”

说这话的是当时的东北空军司令员——段苏权，他听说自己作为一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军事干部，却只能被“暂授少将”，顿时心生不满，用力地扯下军服肩章上的那颗将星，狠狠摔在地上。

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足以说明段苏权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但是原本资历足够授衔中将的段苏权，为何最后只落得了个“暂授少将”，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因果呢？

1916年，段苏权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户普通农村家庭中。家人十分重视对小段苏权的教育，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却是村子里少有的读过私塾和高等小学的孩子。

他所接受的这些基本教育，也为他后来投身革命、深造学习打下了基础。

时间来到1926年，正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十分活跃的时期，年仅10岁的段苏权受到这股革命热潮的影响，心中种下了参加革命、拯救国家的种子。

一天夜里，段苏权回到家中，他将自己打算跟着附近的农民武装一起闹革命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亲。

段父早就听说了那些革命武装的善迹，为百姓谋取了福利，他虽然十分高兴自己的儿子能有这样明智的想法，但是他也知道闹革命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于是他坚决反对段苏权要闹革命的想法，他把段苏权锁在家里，“除非你答应我不去掺和革命的事，不然休想出这个门！”

但段苏权却趁着父亲外出，偷偷撬开房门跑出家去参加农民暴动了。

段苏权加入茶陵当地的农民自卫军中，正式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0年5月，14岁的段苏权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冬，段苏权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表现出色，成功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打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先后被任命为茶陵县组织部部长、赤卫大队代理政委等职务，为茶陵县的革命工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茶陵县的红色革命力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1932年2月，16岁的段苏权领着一批模范少先队员参加了红军，少年时候的教育经历和基层革命工作经验使他在队伍中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

于是他深受重用，加入红军不久后，就被任命为湘赣军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之后，他还历任共青团湘赣省委宣传部长、湘赣军区和红六军团宣传部长。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南腰界会师，可此时的川黔边苏区刚建立不久，红军在这里的群众基础还不够深厚，并不利于长期发展，再加上国民党军又紧追不舍。

在面对这样的敌我情况下，当时的军团首长贺龙和任弼时决定，率部向湘西北挺进。

这次进军有两个目的，一来为红二、六军团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来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为掩护主力转移，军团组建了一支黔东独立师，由王光泽担任师长，段苏权担任师政委。

这一年，段苏权只有18岁。

虽然是一个师的建制，但全师上下只有八百多人，其中还包括三百多名伤员，武器也仅仅只有四百多条步枪，唯一的重武器就是一挺重机枪。

1934年10月底，黔东独立师伪装成主力部队，坚持在川黔边开展游击战争，成功骗过了上万名敌人，保护了主力部队的东进行动。

当时的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都把独立师当成了红军主力。于是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劣绅组织的保安团继续四处围剿独立师，这使得独立师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在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后，红二、六军团成功转移，黔东独立师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而此时，已经有十余个团的敌人将独立师围困了起来。面对数倍于己方的敌人，师长王光泽打算率部突围。

1934年11月26日，在四川秀山县的一次战斗中，段苏权腿部中弹负伤，无法行动。他不想自己成为部队突围的累赘，于是选择留在当地，独自养伤，由一个名叫李富木的裁缝照顾。

之后，独立师突围失败，师长王光泽被俘后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整个黔东独立师全军覆没。

王光泽

负伤后，为了保护段苏权，李富木将他安置在了村后一处山洞中。在李富木的照顾下，段苏权的伤势渐渐恢复，但他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几个月后，段苏权终于能够勉强走路了，他决定立刻启程寻找大部队。段苏权本以为红军还在湖南一带，于是风餐露宿地踏上了可寻找队伍的旅程。

可当时红二、六军在蒋军的围追堵截下，已经向贵州转移了。段苏权正好与主力军擦肩而过。

最终，段苏权只能回到茶陵老家。

回到茶陵后，段苏权在父亲的安排下和大屋下村的谭秋英结了婚，他还进了当地的私塾读书。

茶陵县的反动派看他已经安分下来，也慢慢放松了对他的监管，因此平日里也不会太注意到他，这就方便了他之后再次离乡重回部队。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面抗战也开始不久。段苏权从同乡口中得知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了长征，并改编成为了八路军。

于是他即刻离开家乡，重新踏上了寻找组织的路途。

他一路赶到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正是他红军时期的老领导任弼时。段苏权的突然到来让任弼时又惊又喜，见到段苏权后，他激动地说：

“小段，真的是你！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啊！”

原来在黔东独立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大家都以为段苏权也一起牺牲了，便为他举办了追悼会，而他的重新出现，对当时八路军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就这样，时隔3年后，段苏权终于重新回到了队伍。

任弼时

回到队伍后，段苏权在任弼时的安排下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便留校当起了政治教官。

1940年，段苏权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之后，他又历任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平北地委书记、平北军分区政委等职务。

在平北根据地，段苏权做出了很多成绩，在他的领导下，平北根据地的力量迅速壮大，为之后收复张家口积攒了厚实的家底。

抗战胜利后，段苏权在同苏蒙联军的斡旋下抢先向日军发起进攻，胜利收复张家口。

之后他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1948年8月，他接替因作风问题而被调走的黄永胜，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黄永胜是林彪的亲信，于是接替黄永胜的段苏权则在林彪那落了坏印象。

在段苏权担任8纵司令员后，8纵也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在辽沈战役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在攻打锦州的战斗中，8纵参谋部把东野下达的命令晚了四个多小时才递交到段苏权手中。

命令中要求拿下锦州外围机场，然而锦州外围有两个机场，一个是靠近8纵的废弃机场，另一个是靠近9纵的可用机场。

于是段苏权致电东野询问详情，没想到遭到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一顿臭骂：

“让你们控制机场当然是打可以起降飞机的机场，打废弃机场有什么用？”

这一番折腾导致段苏权没有及时作出部署，而攻打机场的任务也被交给了9纵完成。

这一来二去就拖延了对锦州的合围，多放了敌人的两个师进入锦州。

这场战役的失误，导致刘亚楼对段苏权十分不满。因为这件事，段苏权也三次遭到林彪公开通报批评，还落得个“游击习气太重，不会打仗，打滥仗”的恶名。

后来，他被下放到东北军区担任作战处处长，建国后，他来到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轰炸机驾驶科，经过半年的学习，他清楚地掌握了米格-15战斗机同美空军F-86战斗机战斗的全部过程和技术细节。

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他发现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上报的战果存在端倪，中国的米格-15同美国的F-86的战损比竟然是1：1，这与现实情况完全不符。

他将这种情况汇报给了彭德怀，于是彭总震怒，责令司令员刘亚楼和政委萧华为此作书面检讨。

然而，他的严谨却让他付出了代价。

在1953年审查干部时，段苏权曾脱离组织3年，而这也影响了他的授衔。

因为结果一直没有下达，最后，组织决定对段苏权“暂授少将”，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虽然段苏权对授衔的结果并不满意，但在之后组织安排的工作中他也完成得十分出色。

此后，他先后在组织安排下支援老挝、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务。

或许是对授衔结果的不满，在那之后，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再也没有穿过军装。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

入殓时，他的家人遵照他“不着军装，不覆军旗”的遗愿，只给他穿上了身中山装。他也是唯一一个去世后没有穿军装入殓的开国将军。

他的老领导任弼时的夫人前来悼念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他那时就是独立师的政委了。唉，他这辈子，受过不少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