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辞官而去。到了齐国，范蠡给老朋友文种修书一封，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是长颈鸟嘴，只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以与之共享乐，你为何不离去？”。文种于是称病不再上朝，期望可以通过交出权力来打消勾践的猜忌。但对勾践而言，文种活着就是个威胁。已经放跑了一个范蠡，可不能再让文种蒙混过关。七百年后，司马懿就是靠装病篡夺了曹魏江山。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给我七条攻伐吴国的计策，我只用三条就打败了吴国，那四条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到先王面前尝试一下那四条吧！”文种只得持剑自杀。
勾践灭吴
在勾践之后，“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的帝王屡见不鲜，其中尤以开国君主最具代表性。相比于皇N代，开创基业的皇一代有更多的机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与臣子共患难。在患难中，君识臣才，臣报君恩，共度危机。但在天下平定后，君臣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要进行权力分配时，矛盾就出现了。君主担心臣子篡权，即使自己在世能镇的住，到皇二代、三代时就不好说了。
为了解除后患，有的开国君主“杯酒释兵权”，好聚好散。有的则是“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对功臣赶尽杀绝。君臣的个人品性是开国皇帝们做出不同选择的一个原因，但在历史潮流面前，个人的意愿影响相当有限。不同的历史背景才是决定历代开国皇帝如何处理功臣的关键。
中国历史上，秦朝率先开创了大一统，但秦国得天下的过程极为特殊，秦始皇能一统天下是“奋六世之余烈”的结果，始皇帝本人是站在祖辈肩膀上的皇N代，并没有与臣子共患难的经历。而且在扫灭六国后，秦始皇还要对外征匈奴、平百越、打通西南夷，对内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消化整合原六国民众，手下的能臣猛将仍有用处。因此在统一天下前后，君臣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吕不韦是死于“一朝天子一朝臣”，蒙恬和李斯也是如此，二人被卸磨杀驴时秦始皇都已经去世了。因此秦朝在这里不作过多讨论，若论在患难中得天下，汉高祖刘邦才是第一人。
楚汉争霸
刘邦得天下后，与韩信、彭越等人裂土分疆，封了七个异姓王。结果除了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以及早死的赵王张耳，其他几个全部死于非命。张耳的儿子张敖虽躲过一死，却也被削去王爵。刘邦因此落得一个残杀功臣的千古恶名，但同为开国功臣，萧何、曹参等人却被刘邦落得区别对待，皆得以善终。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邦也没有对这帮沛县功臣严加防范，而是与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说白了就是功臣们要共保刘邦的后人坐江山，作为交换条件，刘家保证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如此一来功臣们世袭的侯爵就保值多了。
韩信惨死，萧何善终，很难说这其中没有刘邦的个人感情因素。韩信是半道过来的，萧何才是一起喝过酒的兄弟。但事实上，除了韩信和彭越，其他几个被刘邦收拾的异姓王都是明确造反了的，刘邦不得不出手。这些异姓王的势力太大了，名为臣子，实为割据，不一一铲除，就不算是完成了大一统。因此韩信、彭越尽管没有造反，还是被杀。
异姓王
至于势力一般沛县功臣，就没必要大开杀戒了。不过也有例外，沛县功臣中的卢绾与刘邦关系最亲近，在灭掉燕王臧荼后，刘邦封卢绾为燕王。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即使是最亲密的兄弟，被封王后也被权力蒙了心。刘邦失望至极，更加坚定了非刘氏不得王的决策。
卢绾造反时，刘邦已病入膏肓，不能亲自领兵征讨，就派了好兄弟樊哙前去平叛。可樊哙刚走到一半，就有人跑到刘邦那里说樊哙要造反。当时吕后在朝中势力很大，而樊哙的妻子就是吕后的妹妹。刘邦越想越怕，不等审问，便派周勃、陈平急赴军中捉拿樊哙，由周勃代为统军。
本来刘邦下的命令是将樊哙就地正法，但陈平知道刘邦命不久矣，将来必定是吕后当权，因此便将樊哙押解回京。回到长安时，刘邦已死，樊哙这才捡回一条命。之后的事果如刘邦所料，吕后屠戮刘姓诸王，封吕氏族人为王侯，把刘家和功臣都得罪了。吕后一死，功臣集团就诛杀吕氏，扶正了刘氏江山。汉文帝即位后，逐步从功臣手中收回权力，打发他们回到封地颐养天年，皇权与功臣的危机由此平复。
东汉的光武帝最为仁厚，对待功臣十分厚道，东汉的开国功臣都得以善终。刘秀早年在家乡务农就是出了名的老实本分，后来到长安学习儒家经典，颇得儒家仁政精髓。打天下的过程中，不到万不得已，刘秀都不愿发兵。
攻打洛阳时，更始政权守将朱鲔曾参与谋害刘秀的哥哥刘縯。刘秀为减少士卒伤亡，不计前嫌招降了朱鲔。朱鲔投降后，刘秀信守承诺，朱鲔及其后人都得以善终。蜀中公孙述、陇右隗嚣、河西窦融都是割据一方的枭雄，为了和平完成统一，刘秀对三人提出了宽大条件。公孙述、隗嚣一心要自立门户，刘秀多次劝说无果，才出兵平定。窦融率部归附，家族享尽了几代荣华富贵。
东汉初年群雄割据
仇人和对手都能容得下，手下的功臣就更不必说了。更为重要的是，东汉开国功臣都是带兵入伙的地方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刘秀也很难不宽容。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令刘秀招抚黄河以北的各州郡，刘秀到河北时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若不是得到了当地豪强的支持，刘秀恐怕早就性命不保了。
刘秀的皇后郭圣通是真定豪强刘杨的外甥女，二人的结合是典型的政治联姻。建武元年（25年），朝廷议立皇后，刘秀钟意于发妻阴丽华，但考虑到郭圣通背后的势力，还是册封了郭圣通为后。次年，刘杨密谋造反，事发被诛。然而刘秀并没有以此为由迁怒于郭圣通，废其后位。因为平定刘杨的前将军耿纯不是别人，正是刘杨的外甥。因为这层关系，刘杨死后其家人不仅得以保全，其子刘得还继承了王位，郭圣通的后位自然是动不得了。十五年后，刘秀才废了郭圣通，如愿立阴丽华为后。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病逝，虽然生前通过“退功臣、进文吏”和度田事件将功臣赶出了朝堂，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但终东汉一朝，都没能解决功臣贵戚和地方豪强干政问题。刘秀及其子汉明帝在世时还能抑制他们，从汉章帝开始，出身开国功臣集团的外戚窦氏、梁氏、邓氏长期把持朝政，与宦官集团和清流士大夫党争不断，拖垮了东汉帝国。黄巾起义后，皇权衰微，地方豪强跨州连郡，群雄峰起。东汉起于豪强，最终又亡于豪强。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
终结三国乱世的西晋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大一统王朝，除了在领土上短暂统一过，在别的方面丝毫没有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气质。别的朝代打江山是从零件开始造了一辆崭新的汽车，而西晋的开国则是把原车主扔下了车，弄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来开。曹魏政权的诸多弊病，西晋一个不落，全部继承，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九品中正制。曹丕篡汉时，为了获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听取了陈群的建议，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将世家大族列为上品，在仕进之路上享有诸多特权，门阀政治的祸根就此埋下。
曹爽辅政时，肆意夺权，触犯了门阀世族的利益，门阀世族因此推出司马氏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篡夺了曹魏江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司马氏有心重整河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贾充是司马氏篡权路上的左膀右臂，他的女儿贾南风嫁给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贾南风性妒，看到别的姬妾怀了太子的孩子，就用戟打她们的腹部以致流产。如此恶妇，若是在别的朝代，灭族都是轻的。可晋武帝慑于贾氏的势力，连贾南风的太子妃之位都没有废。晋武帝死后，贾南风祸乱朝政，引发了八王之乱。门阀世族纷纷南渡，跑到江南与司马氏平起平坐共天下。
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后，中华又过了两百多年才重回一统。再统中华的隋朝与之后的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禅让制，通过逼迫前朝禅让夺取了天下。这种开国方式既不同于秦始皇在祖辈的基础上扫平六国，也不像刘邦、刘秀那样在乱世中摸爬滚打登上皇位。隋文帝和唐高祖确实是皇一代，但却没有从底层到帝位的患难经历。
隋唐两朝都出自门阀政治的终极形态—关陇集团。集团内部相当于各家轮流坐庄，无论谁胜谁败，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比如北周权臣宇文护以谋反的罪名杀了独孤信，但只能杀独孤信一人，不敢动其他族人，因为独孤信的两个女婿杨坚和李昞（李渊之父）都是不好惹的主。一直到唐朝，独孤家族都是首屈一指的豪门。
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于丞相杨坚，北周灭亡。定州总管窦毅家中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在得知杨坚篡位后，大哭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毅忙掩其口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说出这话的人正是窦毅与襄阳长公主的女儿、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窦氏。窦氏自幼被周武帝带在身边扶养，小小年纪便已见识不凡，对杨坚篡位痛恨不已。
新朝建立后，前朝余脉通常会被斩草除根，可杨坚却没能做到，原因与宇文护无法族灭独孤氏一样。甭管是权臣还是皇帝，只杀一人大家伙还能将就你，搞连坐大家伙就要反了。因此除了北周皇室主支男嗣，别的皇室子弟姻亲，杨坚也是鞭长莫及了。到唐玄宗时，北周皇室后裔宇文融仍能以家世背景受到重用，官至宰相。窦毅一家也安然无恙，窦氏后来嫁给了李渊，育有平阳公主、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姐弟五人，除了早逝的李玄霸，其他四个子女都在灭隋战争中立有大功。
唐朝初年割据形势
唐朝建立后，走了隋朝的老路，唐太宗的杨淑妃，宰相杨师道，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都是隋朝皇室子弟。两家关系太近了，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要是诛连杨氏，不用诛九族，夷三族都能让李家人也上刑场了。不过，唐朝又不同于隋朝，开国功臣中除了关陇集团，还有以秦琼、程知节为代表的乱世豪杰。这些人的出现抑制了门阀世族的势力，是皇帝平衡权力的一把好手，因此在天下平定后并未被李唐卸磨杀馿，而是列像于凌烟阁上。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门阀子弟在乱世中被屠戮殆尽，武将成为权力的主宰。为了抑制武将势力，梁、唐、晋、汉、周五代统治者不遗余力的削弱地方将领权力，加强中央禁军。结果到了后来地方将领虽然无力造反了，禁军将领却成了新的威胁。宋太祖黄袍加身后，担心别的禁军将领也有样学样，就搞出了一个杯酒释兵权，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交出了兵权，化解了危机。
五代十国
至于为何不用刑杀立威，其一是因为有后汉刘承祐的前车之鉴。刘承祐担心郭威造反，就秘密加害，结果逼反了诸将，刘承祐被杀，郭威被拥立为帝，建立后周。其二，禁军诸将得以保全，还得仰赖宋太祖英明。宋太祖分析唐末以来的祸乱根源，深知乱世症结是制度不全，而非武将贪权。因此他推出了从根源上瓦解武将造反的诸多制度，武将被关进了制度的囚笼，也就没有必要加以杀戮了。但宋朝重文轻武、内重外轻的祸根也就此埋下，先后两次亡于胡虏。
灭亡南宋的元朝政治制度相当落后，蒙古各部尾大不掉，难以统御。元世祖忽必烈在世时与弟弟阿里不哥、窝阔台之孙海都交战多年。在忽必烈死后，元朝彻底失控，至于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不是处置不了，就是没时间处置，元朝的统治者用不着为这事烦恼。
明太祖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是两位颇为相似开国皇帝，二人都是农民出身，又都大杀功臣。但在杀功臣上，二人又有所不同。因为吕后的存在，刘邦留下了沛县功臣作为制衡。朱元璋的马皇后贤良淑德，又先于他离世。太子朱标性格随了马皇后，有些仁弱，难以驾驭功臣悍将。
朱元璋为了解除后患，就对功臣集团动辄诛杀。一次朱标劝谏朱元璋不要乱杀人，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不动声色，让人找了一根带刺的木棍丢在地上，让朱标捡起来，朱标面露难色，不知该从何处下手。然后朱元璋才告诉他，他杀人是为了帮朱标拔掉木棍上的刺。
朱元璋
除了替儿子拔刺，反腐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另一大原因。刘邦虽出身底层，却是混世魔王一个，从未吃过大苦。朱元璋则不同，早年尝尽了人生艰辛。后来当了皇帝，每每忆起昔日的生离死别，朱元璋都不禁落泪。正是这份对民生艰难的深刻体会，朱元璋最恨贪官，对官员要求十分严苛。
明代官员俸禄是历代最低，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除去办公费用和公务往来应酬，仅能勉强糊口。开国功臣都位居高位，奋斗了大半辈子正好享受一下，贪腐在所难免，这就触到了朱元璋的逆鳞了。明代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但朱元璋不管这些，直接砍了了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逝世，开国功臣中几乎被清洗殆尽，少数逃过一劫的徐达、汤和、李文忠、沐英等人也以先他而去。他终于不用担心功臣作乱了，但安定天下又岂是摆平功臣就能完成的。
朱元璋虽然对官员极其苛刻，却对儿孙却十分大方，皇族子孙被分封到各地，由当地财政负责供养。并规定每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然而多子多福并不见得就是好事，到了明朝中期，地方财政已无力供养皇族子孙，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192万石。为了满足王爷们的胃口，地方官只能一再加税，最终逼反了百姓，各地皇族子孙在乱世中被屠杀殆尽。
清朝立国之初类似于元朝，政治制度落后，脱胎自部落联盟政治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皇权之上。顺治帝即使对多尔衮恨得咬牙切齿，也对他奈何不得。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除掉鳌拜，皇帝才有机会对开国功臣进行清洗。康熙十二年（1673年），削三藩，之后又罢去纳兰明珠和索额图的相权，满汉开国功臣全部被清除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