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1906年在宜兴出生，是中共秘密战线上最厉害的特工，大家都叫他一代英雄。在西安事变那会儿，他可是个关键人物，忙前忙后地帮忙谈判。他先给共产国际当谈判代表，又给中国共产党出力，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完成得漂漂亮亮。之后，他又在西安、上海、香港这些地方跑来跑去，一直忙到1938年8月，才回到陕甘宁边区，准备参加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

那天，潘汉年正忙着整理要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他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就在这时，李克农推门进来了。潘汉年头也没抬，继续忙着手头的活儿。李克农见状，直接开了口。

在李克农后头，走着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士。

这位姑娘，短发随意披着，衣着简简单单，可全身散发着一种满满的朝气。她长着一张白白的鹅蛋脸，眼睛里仿佛藏着春天的湖水，亮晶晶的……

没等李克农开口介绍，那姑娘嗖的一下窜到前头，爽快地问道：“您就是潘汉年先生吧？”

没错！潘汉年这么多年做特工，眼睛可毒了，他瞅着眼前这姑娘，不光觉得气质出众，还感觉她背景不简单。

“你觉得咋样？我能搞定这事儿不？”女子直截了当地问，眼里满是期待和自信，紧紧盯着他。

“哎呀，”潘汉年突然之间呆住了。

李克农赶紧抓住机会说：“这位是董慧同志，香港道亨银行那位大富豪的掌上明珠！”

潘汉年这才恍然大悟，他之前跟组织提过，希望能派些在香港、上海这些地方人脉广的同志来帮他一把，做他的助手。

干我们这活儿，不光得能吃苦，能扛吓，还老得豁出命去，董慧啊……”潘汉年一听她是香港那家大银行老板的女儿，心里头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董慧突然间脸就红了，她气呼呼地说：“你咋能小瞧人呢！告诉你，我是自个儿跑到延安的！不信吗？”

李克农赶紧出来打圆场。他的一番话，让潘汉年不得不信服——

董慧，1918年在广东出生，自小就在那亚热带热烈的阳光下玩耍，她的爸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的性格里满是热情，眼神里闪烁着善良的光芒。作为一位敢于追求自我解放的姑娘，董慧在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国家正被“九·一八”事件的阴霾笼罩着。她和好多心系国家未来的同学一起，大声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走在游行的队伍前头，是“一·二九”运动里的一份子，也因此被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给注意到了。

后来，她铁了心要放弃大学学业，尽管亲朋好友都轮番劝说她，但她就是不听。

她跑到了那时候还被大家叫做荒凉之地的黄土高原，加入了有些香港人眼里是“绿林好汉”、“山头老大”的红军队伍。这一路上，她和同学们都是靠脚走，有时候能吃上饭，有时候就得饿肚子，每天都得走好多里路，脚上的泡都被磨破了，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一样疼……她这么做，对于她那出身高贵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李克农那么一介绍，潘汉年心里的疑虑立马就没了，对李克农佩服得五体投地。俩人就这么搭伙干起活来。没多久，才20岁的董慧就入了党。到了年底，这个漂亮又活泼的姑娘，就和潘汉年这个既帅气又聪明勇敢的人走到了一起。

打那以后，他们俩的命运就像被绑在了一块儿，再也分不开了。

1939年，也就是第二年，董慧和她老公回到了香港。为了找工作，她开始精心打扮，又穿上了那些华丽的衣服，恢复了之前阔小姐的样子。

她成功说服了老爸，老爸还大方地给延安捐了一万块光洋的医疗器械。接着，她就以老爸银行里一个女职员的身份，在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跑来跑去。在银行里，她负责管一笔账，但私下里，她还悄悄管理着成千上万地下工作者的经费。从香港总行运到上海分行的大包小裹里，经常藏着潘汉年送来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每次都安全到达，让敌人的计划一次次落空，救了很多同志于危难之中。那时候的董慧，简直就是老公情报工作的超级得力助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真没想到，一起走过了17年，那里面有苦有累，但也有温暖和甜蜜的日子，突然间，厄运就像天塌了一样砸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后半辈子，全扔进了无边的苦水中。

1955年4月3号那天，上海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突然被抓，直接被送进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没过多久，5月19日，董亦也被捕了，更巧的是，他被关进了和潘汉年同一个牢房。可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整整8年里，他们俩虽然近在咫尺，却硬是一点对方的消息都没打听到，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962年夏天，董慧提前从监狱里出来了，一年后，潘亦也跟着重获自由。夫妻俩在北京郊区找了个农场安家。那段舒心日子，大概过了三年左右。

1966年，一场大风波突然袭来，潘汉年又被抓起来审问，关进了秦城监狱。董慧呢，她死活不肯跟潘汉年撇清关系，还在给他的信里头写着：“我爱自由，但我更爱真理，为了守护真理，就算死我也不怕。”就因为这，她遭到了专案组的人的狠心对待，肋骨都给摔断了。

1975年，夫妻俩分开了好些年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把已经瘫痪且没人管的董慧跟着潘汉年一起送到湖南米江农场去。这主意原本是想让潘汉年去照顾老婆，可谁承想，这样一来，他们俩反倒又在农场团聚了。到了农场，潘汉年还被要求换了个名字，叫“肖淑安”。

1977年7月24号，71岁的肖淑安老人离世了，遗体被火化。快六十岁的董慧眼里含着泪，拿了个瓦罐子装了老伴的骨灰，然后把他葬在了金盆岭西边半山腰的墓地里。她立了块碑，上面刻着“肖淑安之墓，妻子董慧立”。

1979年2月21日，董慧离世了，享年61岁。她和丈夫一辈子没有孩子，所以走的时候没人给她送终。最后，简简单单地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里安了葬。

明白人一看这时间表就能明白：这对夫妻的遭遇真是吓人，前所未有，绝对是历史上少见的大冤案。像这种积压多年的大冤案，后人怎么可能用几句话就说得明白呢？

董慧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和江青是同班同学。董慧对江青的一些做法和说话方式不太瞧得上，还真心实意地劝过江青好几次。本是出于好意，想让江青改改，没想到这些好话和善意在江青心里却成了刺，也给董慧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说起来，江青和康生参与潘案，那得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儿了。潘案刚开始那会儿，江青还没混到能插手这种案子的地位，康生呢，也就只是个山东分局的书记。

他说，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党内闹出了高岗和饶漱石那档子反党分裂的大事儿。受其影响或是跟他们扯上点关系的人，后来都一个个做了自我检讨，坦白了自己的问题。那时候，党内气氛紧张得很。潘汉年跟陈毅聊起，说1943年他被人硬拉着去见汪精卫的事儿（那时候他没法跟中央请示）。这事儿后来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直接批示：“这家伙以后不能再用。”（《读书人报》1998年1月23日从《潘汉年传》里提到的）还有啊，在查饶漱石那会儿，发现上海市在对付敌人时有点问题，不光跟饶漱石有关，还扯上了潘汉年。就这两档子事，让潘汉年被怀疑成了“内奸”。

最早站出来为潘汉年说话的是他的老战友李克农，他就是那个第一次带着董慧去见潘汉年的人。1955年，李克农顶着巨大压力，在潘汉年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列出了五条有力的反证，恳请中央能仔细斟酌。但那时候，“左”倾思想很厉害，这份实话实说的报告没得到啥重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出来大声疾呼，潘汉年的案子才算是见到了转机。

陈云感慨万千地说：“那时候，在共产国际代表团里，跟国民党打交道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还有我。现在啊，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见证人了，我要是不站出来说几句，那段历史就没人知道了。”他又补充道：“我这回是豁出去了，手术结果咋样心里也没底，但我心里有数，潘汉年肯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1982年8月份，陈云当时说的话真的应验了。中央给潘汉年同志发了份文件，说要给他平反，恢复他的好名声。文件上说，潘汉年是个铁了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特别棒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个老资格的好党员。他一心向着党，为党和老百姓干了很多大事。

第二年4月份15号，上海市委派人急匆匆赶到长沙，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取了出来，然后一路北上好几千里地，送到了北京。中央的领导，像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他们都亲自跑到北京火车站去接。在车站里，还搞了个特别的仪式，说是“活着没能在一张床上，死了也要埋在一起”，还给夫妻俩的骨灰盒盖上了党旗，算是给他们的一生做了个定论。这时候，距离潘汉年含冤去世已经6年了，董慧也走了4年。

在长达十六年的铁窗生涯里，潘汉年深深体会到了思念的滋味，于是他写下了一连串深情款款的诗句：

日日夜夜总念想，梦里相见却难真。月不明，花含忧，独对空魂心自沉。

老婆跟着老公走，这事儿古来有之。巫山那儿，云雾缭绕，隔得老远。

突然间狂风拆散了双飞鸟，不知何时那轮明月能再圆满；或者可以说：猛一阵狂风让比翼鸟分开，啥时候明亮的圆月能再聚首呢；再或者：大风猛地吹散了并飞的鸟儿，啥时候明月才能再次团圆啊；还可以这样表达：风猛地一吹，比翼鸟就被分开了，啥时候那轮明月能重新圆满起来呢。

地震来袭地晃动，水流倒灌心惶恐，盼着寒冬早点过，春来万物皆重生……李华心里默念着，希望一切能好转。

在种种困境的包围中，只有那份纯真的爱情，像是河面上漂浮的睡莲，格外显眼，让人忍不住去想、去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