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高考改革之前相比，这两年，学校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以下称‘物化双选’）的学生更多了。”郑刚说。

郑刚是河南省一所省级示范高中的副校长，今年该校将有2000多名高三学生参加河南省首届新高考。河南新高考采用的是“3+1+2”模式，即除了语数外3门之外，学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中二选一，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中自主选择2门。

2014年，国内开启高考综合改革，被民众称为新高考。2021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以下简称《指引》），并于2024年正式实施。《指引》明确多数理工农医类专业需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才能具备报考资格。郑刚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校作为一所传统理科强校，学生受到政策引导，选择最多的还是“物化生”“政史地”这种传统文理分科组合。

河南省是第五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2022年开始实施新高考。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全面实施新高考，新疆、西藏也在去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中，正式开始实施新高考。新高考改革旨在打破文理分科，但是多地的实践表明，学生的选科组合正在“回归”文理分科。

2023年5月29日，重庆一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在上晚自习。图/中新

超九成专业要求“物化双选”

“3+1+2”模式理论上共有12种选科组合。郑刚回忆，2023年6月左右，学校首届新高考学生高一下学期选科时，他一度担心难以应对如此多样的组合。但实际上，学生的选择主要集中在“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和“史政地”四种组合，全年级16个班级中，“物化生”组合的编班就占到了11个。

他认为，这种相对稳定的选择，与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前期的探索不无关系。2014年起，上海、浙江、山东等第一、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施“3+3”选科模式。除语文、数学、外语3门必修科目外，学生可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任选3门作为选考科目，选考组合多达20种，浙江省选考科目还多出一门“技术”，选考组合多达35种。

“3+3”模式扩大了学生选科自由，但也催生了功利化倾向，趋易避难的选择逻辑下，更多学生会选择容易得分的文科科目。2017年的高考中，多个综合改革省份的物理选考人数出现断崖式下滑。基于物理遇冷、各地教学资源存在差异等因素，2018年，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将选科调整为“3+1+2”模式。

物理成为二选一的“首选科目”后，物理选考人数显著回升，与此同时，化学成为新的“冷门”科目。有分析认为，这也是教育部出台《指引》的重要背景。《指引》2024年正式实施，理工农医专业中要求“物化双选”的比例超过九成，这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来，某种程度上让选科重新回归了文理分科的轨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高考改革给了学生选择权，但选什么成为新的问题。《指引》的出台，正是为了把学生兴趣、高校专业、国家需求三者统一。

王新凤介绍，在《指引》的引导下，选择物理和化学的学生，主要出于报考专业范围更广、就业前景更好等实用考量；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这四门中，兴趣和学科优势成为更主要的选择依据。

她还发现，自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施“3+1+2”模式以来，学生“物化双选”的比例逐年上升；而在前两批实行“3+3”模式的省份，近年来，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数量也在上升。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中学校长助理吴松敏长期负责学校选科指导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作为首批实施“3+3”改革的地区，浙江省最初“物化双选”的学生较少，随着绑定的要求增强，这一组合的选考人数持续上升。他为学校2027届考生提供的选科建议中，“物化+X”和“政史地”是主要推荐的选科组合。

山东省是前两批综合改革省份中高考人数最多的省份，山东省潍坊市从教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师李志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据他了解，在省内不少学校，2020年第一届新高考的考生对选科与未来专业之间的关系了解有限，为了在高考中取得更高分数，倾向选除物理、化学以外的科目，填报志愿时才发现能选择的专业非常有限。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他所在的学校，物理和化学选考人数重新回升，2021年《指引》出台后，“大文大理”传统分科又成了主流。

近期，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扩招名额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而这些专业大多对选科均有明确要求，须选考物理、化学才能报考。

“大走班、小走班”

但对于不同地区的学校而言，选科呈现出不小的差异性。

高考选不选物理，是让高二学生吴佳犯愁的问题。吴佳和正在读高三的哥哥在广东省同一所普通高中就读。广东省是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根据选科规定，她和哥哥要在高一下学期决定高考选科组合。理科成绩不错的哥哥选科时没有太多犹豫，选择了“物化生”，这是该校学生中最常见的选科组合。

相比之下，不擅长物理的吴佳有些纠结。高一入学时，她原计划选择物理、生物和地理，既能报考理工科专业，又能避开不擅长的化学。但在高一下学期，老师向她介绍了最新的政策。权衡之下，吴佳放弃了学起来吃力的物理，转而选择了历史、生物和地理三科。

吴佳的班主任建议，成绩较好的学生为了冲刺“双一流”高校的理工农医等热门专业，应优先选择物理和化学。教学资源相对一般的高校，对“物化双选”有要求的专业较少，不擅长理科的学生，如果不打算学习理工农医专业，就应转而选择“政史地”组合。

吴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年级约有1000名学生，大概80％选择了物理，其中成绩较好的同学普遍绑定化学。

浙江省共有600多所高中。吴松敏分析了一份涵盖省内400多所高中的选科统计数据。他发现，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生中，优秀学生占多数，中等和基础较弱的学生比例较少；而政治、历史选科则呈现“正梯形”分布。

湖南省是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是省级示范高中。校长黄鸿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高考前，学校理科与文科学生比例大约为2:1，考生从2021届开始，选择物理的比例逐年上升，从74.1％增加至2027届的88.75％。他观察到，一些普通高中，物理与历史的选科比例更加均衡，有的出现多数学生选历史的情况。

造成这一差异，也与新高考实行等级赋分有关。实行“3+1+2”模式的省份，2科“再选科目”将等级赋分。所谓等级赋分，即根据考生在某一选考科目中的原始分排序，按比例划分等级，并赋予相应分数。也就是说，考生的最终得分不仅取决于自身水平，还与同一选科群体中的竞争对手相关，普通高中的学生也在回避与示范高中的学生直接竞争。

辽宁省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师资和生源较差的学校通常会引导学生选择地理、政治等高分段学生较少选择的科目，以提升排名，在赋分机制下取得高于原始分的等级成绩。

师资是影响学生选科的一个重要因素。新高考模式下，要求高中实施走班教学，即学生不再有固定班级，而是根据自身的选科组合流动到不同教室上课。相较于“3+3”模式，“3+1+2”模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走班管理的复杂度，但对不少高中而言，落实走班仍有困难。

在吴佳所在的高中，“史生地”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选科组合，她被编入“史政地”班，其他同学上地理课时，她就到“物化生”班上生物课。与广东其他高中的同学交流中，吴佳发现，一些学校甚至没有给学生充分的选科自由。

王新凤所在的研究团队曾对全国29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进行了跟踪评估，第一、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基本能满足学生的选科需求，学生对改革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第三批开始，“3+1+2”模式下学生的选科空间有所收缩，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和后期加入改革的省份，学生的选择性更少。

李志介绍，受制于教师数量、排课难度和教学质量等现实因素，学校会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师资条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选科。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是优势学科，学校在中考招生时也倾向于吸引对这几门感兴趣的学生，最终学生选科也集中在这几门科目的组合上，学校根据这些组合开设班级，教师也会建议学生优先考虑学校主流的科目组合，尽量避免走班教学。“这种做法在省内很多学校都很常见。”他说。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21年对31个省份的1256所普通高中的调查显示，第三批及之后实施综合改革的省份中，普通高中教师缺口率达到21％—50％，支持选科和走班教学的教室、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缺口率高达26％—50％。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专委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第三批及之后推进新高考改革的省份，普遍强调“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根据自身条件推进选科和走班教学，“大走班、小走班都可以”。

在王新凤看来，充分的选科自由是建立在资源充足基础上的理想状态，虽然改革理念先进，但现实中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巨大，教育资源难以全面覆盖，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的落差，正是选科难以落地的根源。她也认为，即使高中对学生选科进行了一些限制，相比过去只有“文综”和“理综”两种选择，如今的选科模式仍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选科人数决定教师需求

在一些实施“3+1+2”模式的省份，每年高一选科前夕，都是高中历史老师最焦急的时候。如果学校选择历史的学生太少，一些历史教师就不得不转教政治等其他学科，甚至调去图书馆工作。

“《指引》出台后，我们学校历史是最被边缘的学科。”郑刚坦言，“3+1+2”的选科模式中，历史与物理并列，看似地位提升，实则选择历史的学生明显减少，而政治和地理可以与物理化学组合，选择的学生也不少。他介绍，随着学生选科人数的变化，近两年学校出现了历史、生物教师相对过剩，政治和地理教师紧缺的结构性缺编。

实行“3+3”模式的山东，《指引》出台后，历史学科同样遇冷。李志观察到不少学校出于功利考量，在学生确定选科后，便不再安排非选科科目的授课，比如选择物化生的学生不再安排历史、政治课程。“本就选的人少，这种做法更是让历史教师面临无课可教的处境。”李志说。

李志认为，随着选考人数减少带来的课时压缩，历史老师的职称评定和职业发展都受到影响。为解决学校历史老师过剩的问题，郑刚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他所在的学校一共有三个校区，不同校区的中考录取分数线略有差异，学生选科倾向也有所不同，学校会在不同年级和校区间协调教师资源。

对仍难以完成课时要求的老师，学校则通过压缩教学任务、兼任行政岗位的方式过渡。例如原本授课三个班的老师，可能只保留一个班的教学任务，其余时间转为承担行政事务。“这样既保留了教师原有的专业身份，也能满足学校对工作绩效的考核要求。”他介绍。

事实上，新高考改革之初，随着选择物理的学生人数下降，一些物理老师也曾被迫兼职行政工作，不过，随着考物理人数上涨，这种趋势已得到缓解。然而，与物理不同，历史学科教师的过剩并非源于短期的选科失衡，而是受到就业形势和高校招生导向的深层次影响。李志认为，一些学校历史教师的过剩在短期内难以逆转。

这种结构性缺编的情况下，“县管校聘”制度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要优化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机制。所谓“县管校聘”，就是将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管理职能统一归属县级政府，避免了教师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教师将不再固定于某一所学校，而是根据各个学校的需求在县域内进行轮岗任教。

对于新高考而言，李志认为“县管校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教师资源不均衡的问题，然而，轮岗任教也会打破固定编制，拥有优质高中编制的教师可能被调派到较差的学校，政策落地比较困难。

郑刚介绍，目前学校编制已满，只有像历史这类教师相对过剩的学科中，有编制的教师逐步退休，才能将编制分配给师资紧缺的学科，从而真正缓解编制失衡问题。

改革仍需“打补丁”

新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教育生态的影响远不止于高中阶段。

王新凤介绍，2014年以来，启动的新高考改革更彻底、更广泛，牵涉学生、家长和教师等多方主体。进入高校的生源和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多元，新高考也在倒逼高校招生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科目改革的内涵本质影响的是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进而影响未来的人才结构。

《指引》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招生设置了科目要求，但专科和职业教育层面并不在限制范围内。一些业内人士担忧，未选考物理、化学的考生进入高职院校后，同样会难以适应理工农医类的专业课程。

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是通过打破文理分科，培养文理融通的人才。王新凤认为，物理和历史分别是理工科与文科的基础，但“3+1+2”模式物理和历史二选一，并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木洲认为，“3+1+2”模式是一种调和折中的改革方案，随着全国教育的均衡发展，未来不同省份的选科模式可能还是会归于统一。

陈志文认为，从“3+3”到“3+1+2”，再到《指引》出台，不得不承认高考又回到了“物化+X”“政史地”等选科组合为主的“小文理”，这反映出“文理不分科”方案面临的问题。他强调，包括选科等各种教育改革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基础。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高考制度不宜再进行大幅度改革，而应采取“打补丁”式的微调。王新凤认为，新高考十年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发了高中的一些波动，其中教师受到的压力尤其大。与此同时，如何在各省之间实现教育资源的统筹配置，提升人才选拔的效率与公平性，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随着“选科就是选专业，选专业就是选就业”的链条不断前移，李木洲认为，选科指导和生涯规划教育必须及时跟上，帮助学生进行理性决策。吴松敏的生涯规划工作已持续十年，他所在学校从高一开始设立生涯规划课，系统介绍大学专业和社会职业，结合学生的性格测试、家庭资源等因素，辅助学生做出较为理性的选科决定。

不过，生涯规划教育在不同学校间的发展极不均衡。王新凤观察到，优质高中往往配备专职人员从事生涯规划指导，能够开展较为系统的课程和咨询服务；而在一些普通学校，相关工作多由教师兼任，课程碎片化、形式化，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生涯规划不应是一节独立的课，而应该是一整套贯穿高中的完整体系。”她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刚、吴佳、李志为化名）

记者：孙厚铭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