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世故一直都是所有人不可避免的经历。
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己谋利之事从古代起及从未断绝。
而明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官员们恪尽职守，便决定从“回避制”方面下手。
那么，明朝的回避制是什么样的？又是否有用呢？
明朝官吏的任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严格推行亲属回避制度,明朝最早建立的回避制度是亲属回避制度。
在洪武元年(1368)颁行的《大明令》里就规定“凡内外官管属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以卑回避”。
《明书·选举志》记载尤为明晰:“凡内外官管属衙门，系父子、兄弟、叔侄者，以官职论，从卑回避，改调。”
即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吏，只要是父子、兄弟、叔侄这三种关系的亲属，在有统属关系的同一部门或同一地区中任职，则不论亲属长序辈份，概以官职高低为据，下级回避上级。
历朝明政府严格遵守这一官吏回避原则：“僚属同族则以下避上。”
如万历五年(1577)，官吏回避办法:“从卑回避，以职官论，今后除巡按御史从方面官回避外，其余内外官员，俱从官职卑者回避”。
还有一种说法:“朝廷以爵为叙，除巡按御史照例从方面官回避外，余皆从卑回避，不得以族序论。著为令。”
这一规定就更加清楚了。禁止父子、兄弟、叔侄在同一机构或同一系统有上下级关系的机构中任职。
如有，则按官职高低，不以辈份长序，以小官避大官，调小官到别的机构中任职，以防止他们借助亲属关系图谋私利。
如御史胡效才，嘉靖九年(1530)，以父胡琏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福建沿海，地方而奏当回避，令将效才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此为父子不得在同一机构中任职。
明朝对于在京高官的亲属担任职官也有规定，不准担任科道风宪官。
洪武元年(1368)规定:“凡父、兄、伯、叔任两京(今北京和南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者，对品改调。”
这是因为“给事中、御史皆有言责，上而君身朝政得失，不而臣是非邪正，皆惟其言是听”，父、兄、叔担任某一部门长官而子弟、侄担任风宪官，倘若前者政务有失，后者将很难秉公纠弹，难免徇私。”
关于回避官员的调任，明朝明确规定是“对品改调”据《万历会典》载:“凡各衙官员，遇有更革，及合回避，任满，如本衙门无相应员缺，于相应衙门对品改调。”
但是,“对品改调”只是对大多数一般官员而言的，对于上述科道等监察官员的回避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的改调不仅不是对品而是升迁，且升迁幅度比较大。
与科道言官相比，其职权是大相径庭，而且以七品科道官改调反而降级为八品行人，确难为原来手握重权的科道官所接受，情理上也说不通。
况且，需要回避的科道官，其回避的对象亲属都是位居高位的大官，其岂有让其子弟降级、失权的道理?理所当然，这一规定需要变通。
弘治之后，科道言官亲属回避多“改翰林编检等史官”。翰林编检官秩位虽不高,仅正、从七品，权亦不大，也是一清水衙门。为什么能让人心服呢?
原来这类官职原本只授予科举考试的优秀考中者，且翰林、吏部、科与道并称四大清华衙门，是当时仕子追求的梦想，这类职位在明朝前途光明，较容易升迁为高官，是一条能够迅速晋升的捷径，是一个最佳跳板。
到嘉靖年间，回避的官员变本加厉乘机获得超迁。由七品科道风宪官升官至正、从五品的尚宝卿、少卿，竟达三、四品秩。这种“改调”，由“对品”逐渐演变为“不拘对品”。
所以沈德符就说，这是“借题速化”。这是高官权贵门以权谋私的一种恶劣表现。明朝制定回避制度来防止以权谋私时，却产生了另一种以权谋私。
终上述原因，终明之世，“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的回避规定一直得到严格执行。
推行官吏任用亲属回避制度，完全是必要的，因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在具有统属关系的部门机构中任职，很容易相互勾结，包庇纵容，营私舞弊，也不利于在官员之间保持平衡和监督的制约机制，从任职上加以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明朝的亲属回避的范围是比较适中的。它只规定了最密切的父子、兄弟、叔侄这三种关系的回避，抓住了关键，牵涉面又不算太宽，比较适合当时的社会情况。
职务回避是明朝回避制度的重要内容，明朝对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吏实行特殊的职务回避。在明朝官吏任用中始终严格执行。
如洪武元年(1368)，令“凡父兄伯叔任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者，对品改调”。
《万历重修会典》(以下简称《明会典》)载录此令时，在“堂上官”前加“两京”二字:在“对品改调”后加“近不拘对品”。
当时沈德符说“故事，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然弘治以前俱改授行人,此后夤缘恩宠，遂改翰林编、检等史官”。
自嘉靖九年起，父任京堂而子为科道者例得回避，在改调时，又不得为翰林官，令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
这里的两京，指南京和北京，堂上官指的是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中央政府主要机构的长官，即朝中三品以上大臣，所谓科道，指的是明朝中央的监察官。
《明史》篡修者张廷玉说“给事中、御史谓之科道”。此条规定凡父兄在两京任堂上官者，其子、弟、侄等不得任科道官，如有则应将其子、弟、侄等调到别的机构中安排任职。
如耿裕为工科给事中，其父耿九畴于天顺元年(1457)3月，升迁都察院右都御史，依例改裕为检讨。
许诰为刑科给事中，正德元年(1506)，其父许进升任兵部尚书，遂改诰为检讨。刘夔原为兵部给事中，升刑科右，又升户科左。
嘉靖元年以兄刘龙升礼部侍郎，例改夔为翰林院检讨。陆树德以事迹卓异拟授给事、御史，因其兄陆树声升任吏部右侍郎,“公于法避道，拜刑部主事”。
《明会典》载:“凡京堂调外任正三品者，例不补按察使，只补参政。支正三品俸”。
这是对京堂外调任职的规定。按察使为省提刑按察使司的长官，正三品，掌管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参政为省承宣布政使司中的官员，从三品，无定员，因事添设，各省不等。
京堂调地方任职，不许任按察使，只许任参政，仍支正三品俸。明朝实行职务回避，也就是要用职务回避的办法，防止朝中大臣把持地方的司法监察大权。
在明朝，主管国家财政收入的是户部，户部的官和吏是不准由江苏、浙江、江西人出任的，这就是“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之人”;又凡户部吏“不许用江、浙、苏、松人”。
《续通典》卷22载:“明制铨政最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
明朝为什么严禁苏、浙、江西人出任户部官吏呢?
指引苏、松以及浙江、江西当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地，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两税米麦总收入为29442350石，其中9707919石来自上述地区，占33%。
同时，这些地区逃避赋役的现象，在全国也最为严重，当地的地主豪绅利用“飞诡”侵吞国家赋税。
“飞诡”就是“飞酒”和“诡寄”，飞酒是大地主为逃避赋役，勾结当地官府胥吏，将田地和赋税化整为零，分别写在贫弱户、逃亡户、灭绝户、甚至无地农民的名下，这是转稼经济负担的常用手法。
“诡寄”就是无优免特权的地主将田地和赋税寄在有优免特权的地主名下，供以逃避赋役，这是一般地主与官僚地主共同勾结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这种做法，宋代已有，但以明代为最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