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舞弊几乎是所有国家，所有年代都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

不说现在决定大学的高考，就是我国以前古代直接改变人生的科举考试，作弊者那必然不计其数。

而其中最可怕的，自然就是直接买通考官。

为了限制这种行为，明朝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科举回避”。

那么，这个办法具体是什么？又真的有效果吗？

明朝初期，朱元璋是“预思英贤，有如饥渴”，但主要通过征辟和荐举的方式搜罗人才，于吴元年(1367)“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初步考虑到实行科举取士的问题，洪武三年(1370)五月，他正式颁布开科取士诏:

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轧窃仕禄。

其怀才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

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于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直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为官。

可是这些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

朱元璋不由发出“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的抱怨，并于洪武六年(1373)二月下令:

“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

可以说，在洪武时期，荐举始终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之一，循此途径“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朱元璋“诏礼部设科举取士，今天下学校期三年试之，著为定例。”宣德年后,“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来而已”,“荐举者日稀矣”。

随着科举制的逐步完善，科举取士成为最主要的选官途径，官场中的腐败之风也随之蔓延，在乡试，会试以至殿试中，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曲绚上司同僚乡里情面，贿买关节，夤缘中式者，也多有发生。

为此明朝也制定了严格的科举取士回避制度。

洪武年间科举考试刚开始，故尚未有科举考试考官亲属回避制度。如洪武十七年(1384)制定的科举条令中提出“凡试官不得将弟男子侄亲属入试徇私取中，违者许指实陈告"。

由此可看出，考试官可以不避应考京属，只是在录取时，不得营私舞弊罢了。

景泰二年(1451),“始命科场官亲属回避”据《明书》所述“凡内外帘入场官，有宗族子弟及翁婿入试者，皆应回避”。

明朝科举亲属回避才真正建立。嘉靖三十二年(1553)规定:“(礼部)侍郎该充知贡举官，入场，有子应试者，许回避。”

明朝虽制定了科场官亲属回避制度，但执行情况如何？

正统十三年(1448)二甲进士曹鼎，系首辅曹之弟。是科，读卷不回避。成化三十三年(1497)二甲进士倪阜，为礼部右侍郎倪岳之弟。是科岳会试不回避，且为廷试提调。嘉靖二年(1523)二甲进士杨惇，为首辅杨廷和之子。

是科，廷和仍充读卷官。甚至还有大臣为子弟高第而百般周旋的。如正德三年(1508)延试，大学士焦芳子焦黄中入试。

芳欲取黄中为状元。因其“对策劣甚”，遭到读卷官李东阳、王整的反对，结果定黄中为二甲第一名。

由是焦芳不仅对李东阳怀恨在心,“时时詈东阳。”而且与宦官刘瑾为伍，对于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典试充收卷官的翰林院官进行报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

还有一些大臣乘机以权谋私，为其子弟登第而奔走周旋。如张居正，“外托回避之名，而内擅拟题之柄，丁丑榜眼，庚辰状元皆出其家。”

至于临场考试时，“居正诸子，得倩人代作，临场监试官又加意誊殊，分别式样，以授主司，圈点批评，列置首卷。”

当然也有受到处罚的，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之子汝俭、汝孝与其师崔奇勋，所亲焦清四人会试俱一号，又同登进士第。

刑科给事中王交，王尧日疏陈其事，世宗批吏部，都察院议处。结果“勒銮子，奇勋，清及分考官编修彭风，欧阳唤为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乡试主考谕德秦鸣夏，赞善浦应麒诏狱，并杖六十、褫其官”

世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说:“銮既为辅臣，二子虽有轼，辙之才，亦不宜并进。”

首先是主考官回避本省，嘉靖六年(1527)规定:“六考官请会举，其同考官，巡按御史移文别省请取”。

即主考官由中央直接派京官来主持，同考官则不能用当地官吏而必须抽调邻省的官员充任。

主考官由中央直派京官在这时还没有回避本省，如嘉靖四十年(1561)乡试，命右谕德兼侍读吴情，侍读胡杰主持应天府乡试。吴情为无锡人。

是科，无锡人中举者十三人。时论大哗。同年十月(1561)，礼科都给事中丘岳疏劾其事，请求分别究治。结果吴调任广东舶司提举，胡调任广平府通判。时人王世贞说:“自是南之在翰林者不得典南试，以为例”

自此而后，应天府官于翰林者，不得典应天府乡试成为制度。这是主考官避事籍的雏形。

四十三年(1564)二月，礼部在批复南道御史史官关于两京(今北京和南京)乡试革弊事宜中明确提出“今后两京主考不用本省人。

如资序挨及、南人用北，北人用南，以别嫌疑。”顺天府和应天府即两京为明中央直辖府，地位特殊，明政府首先在两地实行主考官避本省制度。

后这一制度适用于各省乡试。不许本省人出任本省乡试考官，这一制度就正式确立，并严格执行。

其次是考生不准冒籍科考。明代乡试，士子按其籍贯所在地到本省省城应试，不许到他省应试。也就是说不许冒充他省籍在他省考试，为什么会有冒籍这种现象出现呢?

这是因为南直北直录取名额较多，在此区域参加科考，考取的机率就大一点，再有，一些官员往往让其子弟到自己任职的地方参加考试。

景泰四年(1453)乡试，仅顺天府录取的举人中就有12人为冒籍中试。礼部祠祭司主事周上疏，“乞明正其罪，以警将来”。

结果宣布对这次顺天府乡试冒籍者，“已中式者斥不录，未中式者终身不许入试”科臣张轼也曾论官员子弟于父兄宦所冒籍入试之弊，请求下令禁止。景泰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令“申禁官员子侄等人于宦所冒籍科举”。

明初会试取士不分南北，因南方文化水平较高，所取自然多为南士，造成南北矛盾，以致洪武三十年(1397)爆发了“南北榜”案。

洪武三年(1370)会试，考试官刘三吾，自信蹈录取51人(说52人)，皆南士，北方举子上疏鸣不平，刘等皆南人，私其乡人。

朱元璋命张信等复阅，时有人传言张等受刘三吾、自信蹈托，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亲自复试，录取61人，皆北士，自信蹈，张信等悉被诛杀，刘三吾以老戌边。时称“南北榜”亦称“春秋榜”。

但平衡问题并未解，洪熙元年(1425)，仁宗感到“倾者科举取士，往往失人”，向大学士杨士奇征求意见，杨士奇建议“科举须兼顾取南北士”。

后经商议，决定分地取士，设立南北卷制，规定南卷取60%，北卷取40%。

宣德以后，又分南、北、中卷，以百名为率，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景泰初年，曾一度恢复永乐时的做法，取消分地取士之制，不少人担心“专以文词多取南人”，上疏反对，至景泰五年(1454)遂又恢复正统间成例仍以南北中卷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