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法律明确规定，文武百官达到70岁的时候，就可以向皇帝请辞，退休回家养老。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可以让年老体衰的官员退下来休息，也可以让朝廷有机会提拔更多年轻力壮的新官员。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制度执行得并不理想。许多官员哪怕已经70多岁了，也舍不得辞官，宁愿继续留在朝堂担任要职。这就导致出现了“官员七十不致仕”的怪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皇帝，皇权凌驾法规，致仕实施艰难。

根据宋代法律，文武百官达到七十岁时可以向皇上请辞告老还乡。

但实际操作中，此项制度执行并不理想。

皇帝可依个人喜好，特别批准某些心腹老臣继续留任要职，不受法定年龄限制。所以朝中不乏八旬高龄老臣，仍历经要津、参与机要。

例如王德用78岁时仍担任枢密使，张昪70岁申请致仕不获批准，可见皇权之凌驾法规，致仕实施乃属艰难。

若皇上意欲某人继续供职，诸如七十致仕等法规不过具文，实则难以发挥实质约束作用。

其次便是利益相关了。

据宋制，文武官员自请致仕后，俸禄减半发放，退休生活无恙但非富裕。

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官，过惯优越生活，一旦退位就难以维持原有奢靡消费。

故而虽已年老，仍捉持权位不放，以延续高禄带来的物质享受。

一旦退位，难保后半生衣食无忧，所以能延迟退休就都愿意延迟。

再者，宋代实行科举取士，选拔官僚的规模较前代有了很大扩充。

真宗时期，每科取士人数就有400余人，各省科取士1100余人，远超过隋唐时期。

到仁宗时，中央官僚数量已比初年增加一倍之多。

而其中，老年才取得功名入仕的人不少。

他们入仕年龄已经比较大，希望通过有限的任期发挥抱负，出仕机会却受到限制。

一方面，宋朝律法规定70岁要退休，他们的任期已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冗官阻碍施展才华的机会。

为了争取时间和空间，他们甚至谎报年龄，迟迟不肯退休。

比如王昂60岁登第，陈修73岁方入仕，都属此类。

为谋求在有限年月里获得成就，只能想方设法延长任期，不按时致仕就是其中一种做法。

很多老官不退休，可以继续领取俸禄，这无形中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支出。据记载，真宗以后，朝廷的开支已经超过了收入，这其中养活官员的钱就占了很大一块。本来老官该退休了，他们还占着位置不走，朝廷还要继续发钱养活他们，无疑加重了财政负担。

在北宋中期以后，能按时退休的官员很少。但是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却没有减少，，新官员加入的数量也是一点没减少。

这就导致严重的员多阙少问题，空缺的官位实在太少，新进官员没位置去。

老官们又占着位置不走，新老官员反而都找不到合适的官职，这就叫人浮于事。

新官上不去，老官下不来，人员结构失调。

更何况，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些70岁甚至80岁的老官，身体素质缺乏保证，精力无法集中，处理政事必然费力低效。

但是皇帝还是重用这些老臣，不考虑他们的身体状况，任命他们处理乱七八糟的事务。

结果必然是进度缓慢，效率低下。老官生病用人，政务就会拖延，朝政效率大打折扣，造成恶性循环。

宋代官场中出现官员年满70岁后仍不致仕的现象，反映出多个层面上的矛盾与问题。它既与皇权凌驾法制有关，也与个人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相关；它同时反映出政府人事管理的失范，也反映出选拔任用机制的缺陷。

事实上，这一现象集中体现了整个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法制浅薄、皇权过重、人事陈腐、政治低效等。它是宋代政治生态失衡的一个缩影。

今天读史，益在于鉴。

这一历史案例对我们今天的启发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人事管理和退休制度，处理好权力法制的关系，建立高效遴选机制。

同时，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打通权力运行和人才流动的堵点，让制度与法治的生命力真正融入治国理政之中。

只有如此，才能使各项制度真正走进实践，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