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活泼开朗，善学爱动，不少人无师自通，他们中藏龙卧虎，技高一筹，蕴藏着一批文武双全、文体兼备的能人。在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溜冰等项目中都有些技艺精湛的高人。最早活跃在体坛上的项目是篮球，以“未来的小学教师”命名的“小教队”，队员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身材匀称，身高均不过1.8米，个别队员还身单体弱，但他们技艺娴熟，动作灵活，技巧多变，弹跳力强，进攻快速，配合默契，传球稳准，上篮快捷，在赛场上就球艺多变，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人们观看“小教队”比赛是一种愉悦的享受。
如中等个子的张文卿，个人技术娴熟， 弹跳力极佳，注重默契配合，他出其不意传递的妙球，十分精彩，令人叫绝；李玉斌是个“左撇子”，左臂单手投篮命中率高，众人称好；张祥瑞打球沉着稳健，球风还是大家认可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他孜孜追求的目标；包德昌身材魁梧，场上拼抢也激烈，但不失友谊；唯有魏国生身高刚过1.7米，但灵活，跑动快，弹跳也不逊色，这样已能补拙，比赛中就能游刃有余。
李教宗
“小教队”胜多败少，只要有赛事，球场上里三层外三层球迷数千，钟鼓楼球讯海报一贴，远在平原堡的球迷都会赶来，盛况空前，看球赛成为人们心仪的盛事。足球在范文华、吴京宝倡导下，从无到有，成为青少年酷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交谊舞舞姿优美、轻盈，是交流、健身活动项目，上海青年大多喜爱并融入其中。张掖交谊舞的兴起、发展、普及，跟他们密不可分。最早在师范速成训练班教室或学校露天场地，先有知青相互为伴，逐步吸引社会上爱好者参与，进而推进到企业、部队单独兴办，以致发展到打破地域，定期由工会售票控制入场人数，使交谊舞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元素。
师范速成班结业后，我到农村学校工作，学校让我担任六年级毕业班班主任，这对刚出校门缺乏教学经验的我来说困难的确不小，那时我刚16周岁，而班里却有多名20多岁当了爹妈的小学生，在这些当了爹妈的学生中，有几名是初小毕业，辍学多年，跳过五年级直读六年级的，学习困难就不少；有的家离学校十余里，早起晚归上学，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需要他撑起整个家；有的还抚育着婴幼儿，学习起来干扰也不小。有一年新学期开学不久，一位家在学校附近的女同学前来请假，要“奶娃娃”去。当时，我十分惊讶，原以为奶娃娃是她妈妈的事，岂不知她就是一名在哺育婴儿喂着奶的妈妈小学生。一边求知识学文化，一边负起当妈的责任，这真是建国初期，翻身农民朴实求知脱盲的生动写照。
那时，能念到小学毕业十分稀罕，家里是要操办一番的。一些家长很早就告诉亲友，孩子毕业那天你得买条红绸到学校门口撑一撑脸面。学生毕业典礼刚结束，校门外挤满了家长和闻讯赶来的亲戚朋友，他们手里拿着红绸等着给自家或亲戚的孩子披红。一些离校较远的家长还牵来牲口让身披红绸、胸戴红花的毕业生骑上驴、马风光地回家，进村时还燃放鞭炮，个别还敲锣打鼓，被簇拥着在村里绕上一圈，迎进家门设下宴席，盛邀老师和亲朋以示庆贺。老师是座上客，盘腿而坐于炕上的方桌边，一道道菜肴端上桌，主人接连不断地劝客人“一手吃”，开始还误认为是当地民风习俗，很不自在放下左手，用右手用餐，过后才知是主人盛情劝客的日常用语。
人生的磨砺是难忘的，也是十分珍贵的财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除繁忙的教学工作以外，还安排不少政治学习或集体搞运动。记得一次安排全乡教师集中到上崖村小学学习，之间相隔有十几里地。去时天还大亮，待结束学习已是夜深人静，伸手不见五指。返回的路要翻过沟壑、越过沙漠，大都步行走地埂子。有时细心的人带个手电筒，走在一字排开的队列前，好似长蛇一般蜿蜒追随。在途经下寨村时，正值村民往耕地上浇水，夜色里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稍不留神就会掉进水沟或浇了水的田地里。一位女教师走着走着，一脚踩空就掉进水浇田里，忙喊“唉哟！不好了！我的孩 （鞋）子掉了”。我们一行人都吓坏了，结果，是她的鞋掉了， 闹出了一场笑话。
1958年我跨入18岁，担任张掖县宣家闸小学校长。当时学校刚由初小转为完小，只有破烂不堪的几间教室，80余套桌凳，校院狭窄，占地面积小，既缺办公室又无办公用具。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一个普及小学教育的高潮来到，学生从原来的234名猛增到600多名，可以想象困难是不小的，尤其是当校长恰似一张白纸。当时我坚信两条，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千条万条党的领导是首条。
我一面向社队请示汇报求得支持，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群众办学的深远意义，采取新旧社会对比，算没文化吃苦的细账，说服动员群众送来方桌、圆桌80余套和部分木料，还发动师生泥了土板凳40余套。在大队支持下，腾出了一个大庄院，师生动手拓土坯10万多块，在社队泥木工匠指导下，老师边教边学，挑灯夜战，拉土平整校院，解决了教学需要，社队还选拔8名知青当教师。接着还发动师生绿化校园，广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成立木工、饲养、理发小组。由于学校越办越红火，我被省政府邀请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次年，又参加省政府组织的慰问上海支援甘肃建设职工家属代表团。
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副食品奇缺。当时我在宣家闸小学当校长，13名教师中有5名公办8名民办，公办教师的口粮， 也缩减到月供24斤粮、3斤油，民办教师则以代课记工由大队统筹分口粮，每月供给民办教师粗粮10余斤。农村公民办教师同在一个屋檐下，干的是一样的工作，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为巩固学额早晚还得走村访户上门动员学生返校。怎样让8名民办教师安心，有精力投入工作？于是我带头并做通其余4名公办教师的工作，将 24 斤细粮和民办教师的10余斤粗粮混搭一起，一个月13个人满打满算才200余斤粮，大家同甘共苦喝清汤吃大锅饭，一日三餐改为二餐，过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那时，麸皮、麻渣、野菜、榆树叶、包菜根都是上佳食品，市场上根本没副食品供应，这样咬紧牙关硬挺了半年多。
1960年，我从农村调入城区的师范附小任校长，除教学外，校长还肩负组织教职工按“以粮为纲，抓瓜菜代，渡难关”要求，办小农场种粮种菜弥补副食品的短缺。师范附小在西门外有几亩薄地的小农场，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教师轮流在校厕垫圈起粪，记得1961年开春土地解冻时，围墙开裂倒塌，正在垫圈的唐佩琨老师还被压在墙下，幸好有惊无险。春耕前，积攒的肥料怎样送往小农场？那时，人瘦马乏，人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喂牲畜的料。乏瘦的骡马躺倒起不来，哪能驾辕套车，从生产队借来的皮车只有靠人驾辕，满满的一皮车农家肥足有两吨重。我将车辕架在自己身上，在崎岖不平的几公里土路上，每个教师都捏一把汗， 时时提醒，处处留神，生怕有点闪失。一路上，男女教师同拉一辆车，使沿途的学生和家长赞誉不绝，有的还投入送粪行列。
1962年，我被调入青年西街小学任校长，还兼任城区十所小学的联合团总支书记。主要工作除做好教师中团员教育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发展工作，重点是做好全团带队，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地开展少先队的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
记得1968年开展的主题队会是《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年初，各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就围绕主题，结合各校少儿实际，开展多种多样的大、中、小队活动。六一儿童节前夕，城区中小学大队长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节目在东方红广场聚会展示主题队会活动的事宜，要求各校大队遴选一则短小精彩的节目参与六一集会公演，并在会议推选六一集会的主持者。活动主持者要对集会活动的程序、内容、讲话等内容充分讨论，办法由他们想，主意由他们出，困难由他们设法解决。我们团总支的成员只是给他们提建议，安排集会的具体事宜。这样不包办、不替代，让他们在数万人的集会上，在大舞台前当好小主人，发挥聪明才智，放手大胆地培养他们的组织才能。
那次六一主题集会，城区14所中小学，城郊长安、梁家墩、上秦、新墩全体队员及辅导员约2万人参加，聚集在东方红广场的大舞台前，围绕主题演节目，县二中王永余老师指导航模小组，在广场展示航模飞机表演，小飞机忽而凌云冲去，忽而俯冲直下，十分逼真，让少年儿童和城乡市民第一次领略了飞机飞行情景，大饱眼福，大开眼界。上万居民、职工、农民都闻讯赶来，盛会空前。后来，张掖团总支以团带队开展工作的做法，多年在省上少儿工作会议上交流，团总支也多次被评为县、地先进集体。
刚进入学校工作，看到老教师得心应手地刻钢板，我们觉得十分新鲜、好奇。在一张蜡纸上用钢笔写上密密麻麻的字，置放在油印机上来回推动滚筒， 一份份清晰的文字、图标就展现在眼前，当时多么想试一试。工作半年后，当上教导主任，正常教学需要众多的表册，如作息时间表、 课程表、每学期工作计划、考试试卷，逼着自己“鸭子上架” 刻钢板。起先，拿起铁笔在钢板上很不听使唤，线画重了，蜡纸就破了， 如若轻轻划过， 印出的表格经纬不明、 模糊不清，最难处理的是表格中横竖两线交叉，轻重、快慢的分寸把握不住，常常竖线下划时，就被横线挡道，即刻撕开个口子。在画表格时，还会遇到表格最外圈贴近的双线，因相邻过紧，要注意轻重搭配，否则，尚未开印，蜡纸绷到油印机上就撑破了。
刻字也有技巧与学问，刻字不宜过快，快则蜡纸易破，尤其像笔画连贯的汉字，如“来”“母”“身”“鬼”“里”等字，必须轻重适宜、快慢适当。刻字不宜过草，还要注意一张蜡纸上书写的内容不要过多， 字不得过小、过密，否则滚动来回几下蜡纸就会破掉。遇到错字、漏字或者一时疏忽刻破了蜡纸，可用点燃的烟头或刚熄灭的火柴，在错字的位置上轻熨而过，蜡纸消融后再轻柔补写。蜡纸破损也可挖去一方或几方格，裁上相当的蜡纸用胶水补在破损的缺口上， 再刻上字就可。刻钢板久了，就熟能生巧，不仅写字、制表娴熟，还能刻出精美的图案或美术作品来。简易手工刻字、印刷，陪伴着我在学校16年，1972年进入地区教育局，那时单位就用上打字机了，但基层学校还离不开刻钢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