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陈毅元帅来西安视察工作，期间他找陕西省委，让他们帮自己联系一下贺敏学李立英夫妇，自己要请他们吃饭。

陕西省委十分奇怪，因为就在不久前，彭老总来西安视察，也说要见贺敏学。

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贺敏学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是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

好奇的省委领导鼓起勇气问陈毅元帅：

“贺敏学是贺龙元帅的弟弟吗？他妻子李立英是李立三的妹妹？”

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这才揭开了谜底：“他可不是谁的弟弟，他是贺子珍的哥哥，毛主席的大舅哥。”

陕西省委顿时一惊，没想到贺敏学和毛主席还有这样一层关系。

毛主席与贺敏学的相识还要从1927年说起，那年毛主席率部上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之后又与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相爱，结为夫妻，贺敏学自然也就成为了毛主席的大舅哥。

革命期间，贺敏学建功立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突出的功绩，建国之后，贺敏学又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兼政委。

1952年，贺敏学率领华东军区三个师进驻上海，承担起了建设上海的重任。

贺敏学很少和人提起自己与毛主席的关系，从来都是默默无闻地做自己的工作。

虽然毛主席和贺子珍后来分开了，但在主席心中，贺子珍仍然是自己的战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李敏，所以对贺子珍的家人，毛主席一样将其视为自己的家人。

1954年贺敏学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

李敏知道舅舅来了，周末专门到饭店去看望他，贺敏学也挤出时间陪她玩了一会儿，还请她吃了一顿西餐。

李敏要回家时，贺敏学让秘书孙海林送她去公交车站坐车。

但是到了公交车站后，李敏却求孙海林再送她一段路，孙海林问她为什么，李敏有些难为情道：

“我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

孙海林心情顿时复杂了起来，身为国家领袖的女儿，生活却过得如此节俭，连买书钱也只能从坐车的费用里省。

回去之后，孙海林将这件事告诉了贺敏学，贺敏学一阵心酸，感慨道：

“主席对孩子管得太严了。”

李敏回去后，告诉毛主席自己去看了舅舅，主席听说贺敏学来了，就让李敏转告他，明天邀请他来中南海丰泽园做客。

第二天晚上，李银桥让人把贺敏学接了过来，李敏早早等在门口。

贺敏学一到，她就拉着舅舅去了毛主席的菊香书屋。

毛主席在屋里等着，看见贺敏学来了，他立马站起身来，上前和贺敏学握手寒暄。

两人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也没有隔阂和生疏。

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贺敏学的生活和工作，他问道：

“你是井冈山的老战士，解放前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工作还好吧。”

贺敏学仔细地说了这些年他的工作变动，得知他他现在是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局长，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幽默道：

“能者多劳嘛！”

他们两个在一起，难免会提到贺子珍，对于贺子珍，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毕竟他们十年夫妻，且还曾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原本身体就不太好的她，自从妹妹贺怡意外去世后，情况就更加糟糕了。

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与她是好友，知道她的难处后，他专门将贺子珍从杭州接到了上海，给她安排更好的医疗资源。

对此贺敏学和贺子珍都十分感激。

毛主席也很关心她的身体，还曾说过要用自己的稿费支付贺子珍的生活费用，从贺敏学口中得知她现在在上海生活得很好时，毛主席才稍微放下心来。

现在李敏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放假有空的时候才会去看望母亲，毛主席担心她没人照顾，就让贺敏学劝劝她，再找个合适的对象吧。

贺敏学自然知道毛主席是在为贺子珍考虑，只是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只能苦笑道：

“主席，子珍妹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她不愿意的事情谁也拗不过她。”

毛主席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你回去告诉她，娇娇在这里很好，以后每年她都会去上海看望妈妈，让她安心养病，请你和立英多多照顾她些。”

贺敏学让毛主席不用担心，自己作为哥哥，一定会妥善照顾她的。

大约两个小时后，秘书提醒毛主席还有事务要处理，贺敏学就告辞了。

毛主席亲自把贺敏学送上了车，并目送他的车离开。

贺敏学性格低调，即便是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回去之后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工作，并没有将这件事拿出来张扬。

离开北京前，李敏来送贺敏学，贺敏学看着懂事的外甥女，拿出了点钱塞给她。

李敏坚决不要，她记得毛主席的教导，无功不受禄，这个钱她不能收。

贺敏学硬塞给她，没说让她去买吃的穿的，而是说：

“你就收下吧，就当舅舅送你几本书吧，想看什么书自己去买。”

在贺敏学的劝说下，李敏才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钱。

不久后，陕西省成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战略后方基地，贺敏学工作经验丰富，又是老革命老干部，在西北组建一支强大的工程建设队伍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1954年9月，贺敏学被调往陕西西安，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大部分施工力量也迁往陕北，统一由贺敏学进行组建。

在他的奔波和努力之下，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终于成功组建起来。

之后他和各级干部以及技术人员们打成一片，亲切和善又工作能力很强的他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誉。

只是这个时候，有不少人都不知道他和毛主席的关系，就连陕西省委都不知道，所以才会在彭老总和陈老总来的时候，闹了个乌龙。

1956年，彭德怀元帅到西安视察工作，省委领导们到机场去迎接，顺便向他汇报工作。

彭德怀听着听着，忽然问了句：

“敏学同志来不来？”

这句话一下把几位领导干部问懵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彭老总说的这个“敏学”是谁。

他们找人去问办公厅、问组织部，都说没听过这个人。

原来贺敏学本来就低调，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又是省军级，由国家建工部直接领导。

平时和陕西省委有关的工作，也不是贺敏学去接触，而是他的同事去，这就导致省委的领导们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

省委领导们急的四处打听，才打听到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有个贺敏学。

省委秘书长赶紧找到贺敏学，问他是不是认识彭德怀元帅，贺敏学说对啊，当年在井冈山他们还是战友。

秘书长总算松了一口气，告诉他彭老总来西安了。

贺敏学十分惊喜，还说等他得空要邀请他来家里吃饭，秘书长笑说：

“您自己跟他说吧，他正在等您去参加会议呢。”

贺敏学这才知道秘书长是来接他去开会的，不久后，贺敏学抵达会场。

彭老总远远见到他，就起身去和他握手，他们也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了，这次见面两人都格外高兴。

彭老总问他他很多关于工作上的事情，看他的工作都这么出色，彭老总打心底为他感到开心。

之后彭老总问道：

“你现在是省委委员吗？”

一旁的省委领导忙解释说：

“省委党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到时候要给贺敏学同志补上省委委员。”

彭老总欣慰的点了点头，此时省委领导还不知道贺敏学的真实身份，只以为他和彭老总是战友。

谁知不久后陈毅元帅来了西安，也去找陕西省委，问贺敏学夫妇在哪儿，自己想请他们吃个饭。

陕西省委这才觉得，贺敏学的身份可能真的不一般。

因为贺敏学姓贺，又和彭德怀、陈毅两位元帅熟识，省委领导就猜测他可能和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元帅有关系。

再加上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与中央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名字很像，所以也怀疑他们二人也有关系。

有人试探地问了陈毅元帅，贺敏学是不是贺龙元帅的弟弟，李立英是不是李立三的妹妹，陈毅元帅这才笑着说出了真相。

陕西省委领导们听说贺敏学和毛主席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心里不禁暗暗吃惊，也对他的低调朴实由衷敬佩。

后来省委领导主动找到贺敏学，告诉他：

“今后有什么事需要省里帮忙解决的，请随时提出。”

贺敏学表达对大家的感谢，但在之后的工作，他并没有搞什么特殊，只在工程有需要的时候，和省委进行联系，其他时候他都依旧小心谨慎，丝毫不愿因为毛主席而让自己沾光。

入陕近五年，贺敏学将西北管理总局建设的井井有条，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央看陕西的工作完成的差不多了，就安排贺敏学回京，担任国家建工部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

只是刚到北京，宋任穷就找到了他。

二人谈了好一会儿话后，宋任穷突然问：

“你的工作能否变动一下？”

同时给了他一封信，这封信是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叶飞写来的，他希望中央能把贺敏学派到福建担任副省长。

宋任穷这次来只是传达意见，若贺敏学有不同的想法，组织也会慎重考虑他的意见。

叶飞与贺敏学曾经都在新四军工作，他又是贺敏学的老上级，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清楚贺敏学的能力。

毛主席曾提出要大力发展沿海工业经济，所以福建现在急需一个既懂军事，又有建设经验的人才，他思来想去，只有贺敏学能胜任，这才想把他调到福建来主管建设。

在老领导的盛情邀请和老战友的提议下，贺敏学很爽快地答应，不久后贺敏学奔赴福建前线，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分管基建和工交。

从此之后，贺敏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福建，在福建扎了根。

1963年年底，贺敏学前往北京参加中央经委会议。

毛主席也出席了会议，贺敏学见他精神矍铄，身体还不错，就安下了心。

他没有主动和毛主席打招呼，也没有找他说话，主要怕影响不好。

但毛主席看到他后，却主动叫住了他，还和他亲切地握手说话。

毛主席一见贺敏学就十分开心，同他谈了很长时间，其他参会代表们见二人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心里还有些羡慕。

事后大家问贺敏学，毛主席和他说了什么，贺敏学没有因为这件事就骄傲，而是告诉大家，他们只是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这次贺敏学来北京，李敏依旧去看望了他，舅甥二人相谈甚欢。

会议结束后，贺敏学回到福建，继续在福建工业领域深耕，为福建的建设和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贺敏学不仅工作能力出众，为人还是十分低调无私。

50年代中期，国家给各级干部定级，贺敏学评了个8级，也就是副部长级。

这件事还惊动了中央组织部，他们以为是给贺敏学搞错了，以他这样的资历，至少也应该评7级，甚至7级都偏低。

于是便追问相关部门，为什么给贺敏学评的这么低？

得知真相后，大家都对贺敏学肃然起敬，原来他本来评的就是7级，也就是正部级待遇，但他去主动申请降低一级，只要了个8级。

因为他说：

“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干部的积极性。”

贺敏学同志从未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谋利，反而是兢兢业业，坚守本心。

无论在哪个地方工作，他都尽职尽责，鞠躬尽瘁。

虽然他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长存，他的功绩彪炳史册，他的名字将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