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我们刚下乡时，住在生产队改建过的旧牛棚里，地处最东头，为了安全，老乡建议我们养一条狗。不久，知青小郭从老乡家一窝刚满月的黄棕色小草狗中，挑了一只最大最胖的，带回了集体户，那憨态可掬的模样真是人见人爱。当天晚上小狗吵了一夜，小苏不停地从热被窝中爬出爬进照料它，小郭对它也是宠爱有加……慢慢地，小狗适应了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 集体户第一次认同这只小狗，是在一个雨天，因不必出工，生产队长老丁来串门，谁知小狗对着他就是一阵狂吠，虽然声音稚嫩，还胆怯得边叫边退，但已懂得保家护园。我们都兴奋不已，一个劲地鼓励它，老丁则气得大骂它忘了本。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这只狗真是被我们“养家”了:每天来的老乡，甚至它的亲娘领着它的兄弟姐妹来看它，它都六亲不认，照叫不误。而只要是上海人，或听到上海话，哪怕是初次见面，它都缄口不语，直摇尾巴。气得老乡们一提起就想教训它一番。 大家给小狗起名字，小郭提议“赛虎”，我说太一般，建议借用当时热映的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八个是铜像》里第一反角沙里卜罗特巴巴的名字，起名“沙里”，一则反面角色就是狗东西，二来比较特别，三来叫得响。小郭不同意，我们便约定:一周后由小狗自己决定。于是我每次给小狗吃东西时都“沙里、沙里”地叫它，平时也常逗它玩。一周后，我们把小狗放在中间，我和小郭分别站在它的三米开外，其他人围观。一声“开始”:我叫“沙里沙里”，他叫“赛虎赛虎”，小狗毫不犹豫向我奔来……从此，我们的小狗有了大名，“沙里”也开始了它命运多舛的一生。很快，小沙里在上海人堆里长大了，长成了一条威武的大狗，比当地的任何一条狗都大。它的尾巴总是翘得高高的，大家知道，一般的草狗是不去邻村的，偶尔去一次总是夹紧尾巴，高度紧张，贼头贼脑，像丧家之犬。我真为沙里骄傲！ 1975年的一个冬夜，我到县里开了几天会，走了几十里路，带着一身疲惫回到集体户，眼前却是一片黑暗静寂，人迹全无，后来才知道知青和村里的强劳力都去挖大河了。我正站在院子里发呆，一个黑影迎面扑来，搭住了我的双肩，吓我一大跳。定睛一看，正是沙里，原来它早就发现了我，但并不出迎，当然也不会大呼小叫，而是以这种方式给我一个惊喜。我们俩都兴奋不已——总算见到一个亲人了！ 后面的故事都发生在我调去另一个大队之后。有一次回“娘家”，惊见沙里右侧的腰背部有碗口大的一块红肉，皮毛尽失，“英俊少年”惨遭毁容，令人痛心。后被告知，是一次在厨房烫芹菜时，出于好玩，小郑舀起一碗滚烫的开水冷不防浇在沙里身上，烫得沙里跳了起来，嗷嗷惨叫。接着就脱皮脱毛，露出嫩肉。想沙里的勇猛，要是生人欺负它，沙里决不能善罢甘休。据说那天小苏回集体户吃饭，得知此事，一脚踢飞了正蹲着吃饭的小郑手中的碗，并把他好一顿臭骂。 又一次县里开全体知青大会，丁庙知青全体赴会，集体户出空。那天据说也是小陆开的拖拉机，一段路后，有人发现沙里跟着拖拉机在跑，知青们大叫:沙里，回去！沙里，回去！可沙里就是紧追不舍，还超过了拖拉机。小陆不知怎么想的，竟驾车朝它轧去，人们发出一阵惊呼。拖拉机过后，只见沙里一骨碌爬起来，又跟着继续跑……到了固镇县城，知青们忙着开会，顾不上它，它也失踪了。我也是在县城开其他会时听说沙里来固镇并失踪了的，当时很急，又无能为力，真担心它成了固镇的野狗。后来听说知青会议最后一天聚餐时，就在饭厅里，忽然有人发现了在桌子间钻来钻去的沙里——因为它背上那块伤疤，据说丁庙的知青都兴奋地叫起来:“沙里！沙里！”沙里也兴奋地摇起了尾巴。至今想不通的是，沙里是怎么知道这是知青聚餐之处的？其他大队的知青听说沙里是从遥远的知青点寻主而来，无不称奇。 在我调到另一个大队后不久，县里布置各大队统一打狗的任务，据说是发生了狂犬病事件。正当我们那边知青们热火朝天打狗的时候，传来了沙里惨死的消息！我怎么就没想到打狗也会殃及沙里呢？真不想再提沙里被处死的过程！三十多年过去了，才稍有释然:74届知青和沙里并无感情，又有令箭在手，怎能放弃狗肉的美味和营养呢？回沪后，知青们聚会时很少再谈沙里，但我还常会有一点思念。